池莉的小说自1987年的《青奴》以来大都充满了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同样体现在《让梦穿越你的心》、《不谈爱情》、《你是一条河》、《一去永不回》等池莉的主要作品中。有的冲突还具有叙事结构中心的作用。池莉在展示这些文化冲突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自己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心态。因而对此加以考察就是必要的了。 评论界都认为池莉是个脚踏实地的新写实作家，确实，还原生活的原生态是池莉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特征。但我们不能因此无视她的另一副手腕。她的小说除严格写实的模式外，还有写意——象征的模式，不过，这个模式主要体现在《青奴》中。评论者大都无视这个例外。《青奴》以一种写意——象征的艺术模式表现传统农业文化与城镇商业文化的冲突。任何写意——象征的小说都不可能像诗歌那样排除叙事（即使诗歌也不能完全排除），它不可能直抒胸臆，否则就不是小说了。只要是小说就必然会有起码的叙事和故事。《青奴》作为一篇写意——象征小说也保留着一个故事的框架。泽浩携青奴从黄浦江回到汉水流域的沔水镇，给人们带来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使沔水镇的人们从蒙昧的生活中学会了商业经营，学会了讲究卫生，学会了美的追求。这些人原来守着沃土却守着贫乏，他们傍着明净的河水也傍着肮脏，他们的男人宁可让酒灌饱也不用饭菜填饱，他们的女人情愿用篦子篦头也不用河水洗发。他们男男女女都喜欢趿着鞋子，邋里邋遢打发日子。青奴首先教女人们刷牙，洗发，此前这些女人是从不刷牙洗发的。又教会她们开脸，使人变得面目皎洁。治好孩子们的病，使延续了多少代的吃观音土的习惯绝迹了。泽浩则教男人拿蛮草绿豆、团粒糯米、短绒棉花做生意。这是青奴和泽浩代表的先进城市文化对落后的农业文化的冲击与改造。商业的观念、卫生的观念、美的观念开始取代原来自给自足、不讲卫生、不知美丑的落后生活方式。有趣而深刻的是，作品表现了这两种文化冲突的复杂状态，并不是先进的城市文化一来，落后的农业文化就消声匿迹了，而是有着拉锯状的反复交锋。关键在于泽浩是三十年前从这儿出走的，他身上带着这个小镇的乡村文化基因。泽浩教会了人们做生意，他自己的商行反而停业，因为镇上每家商行开业都要请泽浩主持开业仪式，都要让他喝得醺醺大醉，然后是一通豪赌。“泽浩起初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这样便不能违例了。他是太阳，应该公正地向每一家洒去阳光。厚此薄彼是家乡祖祖辈辈深恶痛绝的丑恶行为，泽浩天性就容不得厚此薄彼。”泽浩的这种想法正是一种乡村情感方式，乡村文化是注重人情关系的，是非功利的。而“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人类联系较之在其他任何环境中都更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1]因此，虽然泽浩立志要改变家乡，也确实给家乡带来了城市文明，但他原有的乡村文化基因使他迅速与家乡认同了。青奴和泽浩有一段对话表明了这一点。她说：“泽浩，你说过，你要改变你的家乡。”青奴因为不肯给泽浩钱还赌债而被他杀死，泽浩也远走他乡。这象征着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反扑。更为严峻的一笔是青奴死后的遭遇。起初人们准备厚葬她，女人们嚎出了青奴千般美丽和万般好处。但当人们猜测她可能是一种下贱女人后，她被埋葬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乱草岗子，连埋动物尸体的地方还不如。乡村文化是注重道德的，不合道德的东西哪怕价值再高也令人不耻，不像城市以实利作判断标准。人们对青奴葬礼的前恭后倨，说明乡村文化彻底淹没了城市文化。这篇小说人物都被符号化了，青奴到底是不是人？是什么人？泽浩父亲的旧宅据说已三十年没人住了，可泽浩和青奴居然在里面发现了伊家婆；德先生面目不清，在他扑上青奴的尸体时，人们居然眼睁睁看着他的头发一根变白，居然在人们的注视中咽了气。全篇有一种似真似幻的气息，似乎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手法。这种写实辅之以写幻的手法使全篇意旨在这短短的篇幅中得以实现。 池莉的另一部小说《让梦穿越你的心》表现了另一种文化冲突：现代城市文化与游牧民族宗教文化的冲突。故事发生在拉萨。“我”、康珠、吴双、牟林森、兰叶和李晓非是来自内地的汉族城市文化人。他们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特点，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正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文化的核心。他们游戏情感，心灵冷漠，但又有一份城市人特有的潇洒。“我”被情人李晓非抛弃，立刻投入现代派画家牟林森的怀抱。大家不管“我”在生病发高烧去了各自想去的地方，没人愿意留下来照料“我”，连牟林森也丢下“我”去了阿里。“我”为他们的冷酷深感寒心却又欣赏他们的潇洒。这是“我”、池莉，也是现代人共同的矛盾。作为人，谁都不能没有情感，但城市生活的特征就是“感情色彩少，理智成分多。根深蒂固的情感与偏见在遇到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老谋深算时总要退避三舍。”[2]城市给人们提供了许多，但也把人的情感挤逼到小小的一角。“我”的病服药无效，藏族小伙子加木措为“我”在大昭寺叩了一夜等身长头，第二天“我”就奇迹般地好了。“我”想到，那些藏族人为了去印度听人讲经，要一步一步，经过春夏秋冬，经过数不清的寺庙才能到达。“是不是终须有个人信仰我们才能守承诺忠信用，才能保证自己信赖他人呢？”而我们这些城市人，如诗人吴双所感叹的：我们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既不能负责，也无法承诺，既保证不了自己又不信赖别人。这是对城市文化的怀疑和责问。当然，“我”对两种文化的态度也是迷惘的。加木措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信仰佛教，富有人情味。但也有令“我”这个城市人无法接受的一面：他们从不洗脚，可是居然在饭店吃饭时脱下藏鞋，脚上臭气熏人而浑然不觉。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合乎卫生，不合乎科学的。而科学和卫生正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和标志。不过虽然“我”和吴双等这批城市人懂得科学、讲究理性，可是已没有什么人情味。“我”欣赏加木措的人情味，可还是与吴双们乘飞机离开了拉萨，最终还是投进那缺乏人情味的城市。不能把作品中人物思想感情等同于作者的，这是常识，但不能绝对化。这个“我”是一个可能的叙述者，可以看作池莉的第二自我。因此，“我”的疑问和困惑、感情和思索同情是池莉的。这篇小说显示出池莉的思索的深入，她开始思考现代文明、宗教信仰和情感等与人的幸福的关系，她当然希望现代人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又能葆有真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味。但是对现代人来说要想几者得兼是不可能的。这是池莉的遗憾，也是一切现代城市人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