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有幸跟丁玲有过短暂的接触，也写过关于她的回忆和几篇研究文章，但对她的作品的确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就以下两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与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 二、能否把丁玲统称为女权主义者，或中国女权主义的“带头羊”。 以上两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丁玲研究，但都跟丁玲有关。先谈第一个问题。 跟开展其它领域的文艺批评一样，研究丁玲的作品，首先需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批评原则。因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以及文艺问题的理性思考，总是包括特定的政治理论，美学理论，最终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任何一种批评都是一种特定的价值取向，批评实质上并不能增添作品原生价值，但作品的价值只有通过批评才能发现，才能估定。价值取向总是无法摆脱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政治。淡化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非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价值取向也不要狭隘化，不能局限于作品的政治思想意义，而应该顾及作家的全人和作品的全貌。 我认为丁玲是一位执着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她在30年代作品转型之后，更是一位投身于革命斗争漩涡的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的作家，是一位长期到群众中落户，跟人民群众的关系解决得相当好的作家。所以，不讲政治，就读不懂丁玲的作品，也无法正确评价丁玲的作品——无论是左联时期的《水》，解放战争时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直至晚年的散文、文论、回忆录。当然，丁玲也历来强调要按艺术规律办事，指出取消了艺术性也就取消了艺术本身。所以，对丁玲作品同样需要进行多侧面、多视角的艺术观照。 在正确进行文艺批评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恩格斯评价同一位作家，往往从不同侧面进行分析。如论诗人海涅，既从思想性入手，肯定他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如《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最有力的诗作，是对普鲁士保皇派的挑战，又赞扬他对语言的锤练，指出他是德国精致文学的开山祖师。恩格斯评价不同作家，也常有不同的切入点。如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赞扬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从反映时代精神的角度，指出但丁的作品标志着欧州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从倾向性的角度，肯定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从生活气息角度，高度评价了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我们从中受到启示：评价丁玲作品，也可以有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无论是研究丁玲的革命意识、民族意识、女性意识乃至死亡意识，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都就该在学术上受到尊重。 历来研究丁玲，都把“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相联系，我想，女性文学应该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个概念。文化相对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文化绝对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普遍主义追求同一性，强调相同、统一；而相对主义追求特殊性，强调不同、差异。在西方，“女性”这个概念跟“妇女”这个概念语意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中，“妇女”这个概念比较强调女子现实境遇跟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关系，而“女性”这个概念则有别于纯政治意义的“妇女”，侧重强调女子跟男子的生理差别，强调女子的自我意识，独立人格，特有生活经验，特殊的内心感受。所以对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秩序，女性这个词具有一定的反叛意义。 女性文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的产物。单一的方法决不可能导致批评的繁荣。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和方法包罗万象，十分重视广泛吸收运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包括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哲学、艺术学、人类学等等，打破了社会学批评的固有模式和传统的文艺理论的定界，使文学批评变成了扩散式的永无止境的创造和再创造活动。所以，用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丁玲作品，是一种新的视角，新方法，是对丁玲研究的一种推进。当然，也还要吸收其它批评方法的长处，决不能因此而低估或排斥其它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丁玲成为说不尽的丁玲，把丁玲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研究文学，就是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畴，重视女性独特的思想方式、情感特征、审美情趣、心理特征，重视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重视探讨女作家的创作过程，用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显然，这种理论和方法有利于恢复女作家在文坛应有的地位，有利于宣传扩大女作家的社会影响，是具有可借鉴性的。男女作家心理气质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女性心理比较细腻，易感伤，有周期性的心绪不宁，想象比较丰富，自我体察、省悟能力较强。然而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在一部复杂纷纭的中外文学史上，“写女人”的有成就的并不全是女性作家，而“女人写”的也并非全属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也不是可以脱离其它因素而孤立存在。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那么，试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考察，丁玲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占有什么地位呢？ 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高潮出现于五四时期，当时京、沪各地的报刊上先后迭有“莎菲女士”（陈衡哲）、“冰心女士”（谢婉莹）、“卢隐女士”（黄英）、“淦女士”（冯沅君）、“叔华女士”（凌叔华）、“白薇女士”（黄碧珠）……的名字出现。其中发表作品最早的是陈衡哲，而影响最大的是谢冰心。陈衡哲虽然作为早期留美女士和胡适的友人，对初期的文学革命起过助燃作用，也留下了一本小说集（《小雨点》）和一本散文集（《衡哲散文集》），但由于婚后即隐退文坛而以学者现身，因而在读者中的影响迅速消失。冰心则笔耕不辍，延续至今，不断攀登着高峰。但在五四时期，她创作的题材则大多囿于母爱的恩慈，姐弟的情谊，以及“大海、春水、繁星”的广漠、宁静、幽深。受基督教、儒家文化和禅宗思想的影响，冰心形成了自己的“爱”的哲学。然而这种爱的神话在深重的民族灾难和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情势下显得是那样的脆弱。在堆积着难民灾胞尸骨、浸透了志士仁人热血的贫瘠的土地上，冰心撒播的爱的种子是难於萌芽抽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