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从80年代朦胧诗开始的一系列的诗歌事件曾令人们目不暇接。90年代后，轰动性的诗歌事件少了，与诗有关的事件却仍然不少，诗人们的创作亦有与以前不同的种种表现，本文加以综述，从中可看出新诗发展的某些走向。 寂寞中的坚执 在90年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一些人或永久或暂时地弃诗而去的时候，偏偏有另一些人对诗痴情不改。他们像不断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为捍卫人类的最后的精神领地而搏斗着，心甘情愿地充当寂寞的诗坛的守望者。他们恪守自己的审美理想与做人原则，排除种种俗念的干扰，在心灵上保持了一块净土，以自己的辛勤劳作为90年代的诗坛播撒了片片新绿，他们的形象也开始在世纪末的夕阳的余晖中显现出来。 在提及这些寂寞的诗坛守望者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掉那些坚持终身写作，且向晚愈明的老诗人。郑敏和牛汉是被青年批评家誉为“世纪之树”的[1]。郑敏的组诗《诗人与死》是因“九叶诗人”唐祈因医疗事故而死，引发出的对诗人与死亡的思考：“是谁，是谁／是谁的有力的手指／折断这冬日的水仙／让白色的汁液溢出”，“诗人，你的最后沉寂／像无声的极光／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仅从组诗开头与结尾所引的这几行诗，即可悟到，诗人所写的并非局限于唐祈个人的悲剧，而涉及一些知识分子的命运。融合中西的跳脱的意象，绵长真挚的激情与深刻的思辨达到了完满的统一，很难想象这会流自一位七十余岁老人的笔下。牛汉以他牛一样的个性，一种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屹立于诗坛。他的长诗《空旷在远方》，展示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诗人参透人生后旷达的胸怀、自由的心灵，那种惠特曼式的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令人赞叹。李瑛的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收了他于1992－1994年间所写的110首诗。也许是离休了，“无官一身轻”吧，诗人在读者面前袒露出他的孩子般真诚的内心。风格上则在保持了李瑛式的细腻明净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童趣。这创作上的“晚年变法”，也许预示着李瑛创作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老诗人苏金伞多年来身体一直不好，而他在86岁高龄写出的缅怀青春期爱情的诗篇《埋葬了的爱情》，袒露着一颗亦子之心，天真无邪，澄澈空明，人与诗俱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寂寞中坚执着的当然不只是老诗人。不少青年诗人在商潮涌动、金钱诱惑面前也表现了自己的操守。翟永明在她的散文《1995年笔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自白：“七月，大姐从北京回来，带回一份40集电视剧的合同和丰厚的稿酬，着实让人眼馋。大姐劝我写点电视剧挣钱。于是有几天坐卧不安，有几天摩拳擦掌，及至铺开稿纸，却发现，我自始至终热爱的，写起来趁手的，从中获得无限乐趣的，依然只有那些‘鬼诗’而已。”翟永明为了她的“鬼诗”，拒绝了金钱的诱惑，她对诗的思考更深入了，我们从她的《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脸谱生活》等新作中，可以看出她已从80年代的“黑夜意识”中走了出来，着眼于更广阔的人生，其对生命体味之细、其对人生洞察之深，跃上了她的诗歌之路的一个新高度。西川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出国了，但他为了诗，留在了国内。他原在新华社的《环球》杂志社工作，在文人下海的热潮中，他也离开了《环球》，但他不是去待遇优厚的外企公司，而是去更加清贫的一家美术院校教书，为的是能有较充裕的时间读书写作，也为的是能与美术院校的青年艺术家有较多的交流切磋的机会。通过他的新作《另一个我的一生》、《远方——给阿赫玛托娃》、《降落》等，我们可以听到为80年代读者所熟悉的“西川体”出现了新的变奏。 事实上，像翟永明、西川这样的抱定“终生写作”宗旨的诗人还有许多，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并没有“诗人”的名声，但是却无限眷恋着缪斯的青年，他们默默地读书写作、体察人生，在寂寞中面对自己的灵魂，寻求一种与心灵对话、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正是由于诗人们在极端窘困的状态下的精诚劳动，90年代才出现了一批扎扎实实的作品并涌现了一些新人。诗人写作从整体上而言，也显示出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形态。 个人化写作的涨潮 90年代诗人的个人化写作是与80年代新生代诗人的群体化写作相对而言的。 从70年代末开始，诗人们便倾向于依据地缘的、文化的、美学的或其他人文因素自发地结成流派或群落。尤其是朦胧诗派在诗歌界产生重大影响后，效尤者甚众。1986年安徽《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举行“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一下子便推出了数十个诗群。一时之间，旗帜遍地、宣言蜂起，成为轰动当时诗坛与社会的景观。不过这些泡沫似涌现的诗群，出现快，消退也快。除去不多的几个群体坚持下来并产生了影响外，多数自生自灭、无声无息了。这给后来的诗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写诗不能靠搞运动这类的诗外的方式，潮头上喧嚣一时的难免销声匿迹，在寂寞中默默耕耘的方有可能沉淀下来。可以说，对80年代拉帮结派式的诗歌运动的逆反心理，直接导致了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取向。诗人们冲破了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各自按自己的美学观和对诗的理解去静静地写自己的诗，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既与传统的文化潮流不同，又与其他诗人相异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从而进一步促使诗向自己的本体复归。 当然，除去对80年代的“群体写作”及其集体模仿行为的反拨外，个人化的写作也是对进入90年代以后商品社会的一种反抗。商品经济的大潮，社会围绕物质轴心的旋转，大众物质欲望的膨胀……给诗人带来强大的精神压力与生存压力。做为社会的精英，诗人若想避免与流俗合流，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就必须在创作中强化自己的“个人”色彩，也就是说，透过诗人独具的话语方式与话语姿态，让诗人自身的形象兀立起来。以写作时期整个贯穿八九十年代的诗人王家新来说，80年代的王家新始终未能摆脱朦胧诗人的影响；进入90年代后，王家新强化了个人化写作的力度，他颇有些独往独来的味道，去进行他孤独的精神历险。在相当一部分青年诗人鼓吹诗与现实疏离的时候，他却主张把诗从“纯诗的闺房”引入到现实的“中国话语场”中来。 如果说80年代涌现的诗坛新人颇得力于群体的造势的话，90年代涌现的新人则主要凭籍的是对个人化写作的坚执。伊沙是90年代初才登上诗坛的。他以自己的独特的个性与骇世惊俗的话语给疲弱的诗坛以有力的冲击，减出了这个时代许多苦闷的迷惘（不幸，我们再次又用了这两个字）的青年的心声。固然，不同的读者，对伊沙的诗见仁见智，评价不一，但是他的极端个人化的话语方式，他的独特的抒情个性，却是为多数读者所公认的。与伊沙差不多同时登上诗坛的还有江苏的青年诗人朱文。朱文被认为是“新状态小说”的代表人物，且颇引起争议。据我看，比起小说来，朱文的诗歌创作的成就倒更值得重视。8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往往有意割断诗与现实的联系，以其话语形式的更新去追逐梦幻中的纯诗。朱文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没有把自己与芸芸众生对立起来，而是始终关注着现实生活，并以其对生活的出色的洞察力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捕捉诗的机缘，他笔下的物业管理员、“给了我一把花生和瓜子”的昆明姑娘、“担心厂里几百号职工生计问题”的发动机配件厂二分厂厂长……全是我们在生活中磕头碰脑的常见人物，诗人不仅不回避，反而轻轻巧巧地把他们拈进诗来，显示了他对90年代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关怀。还应指出的像伊沙、朱文这样的在90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多是采取口语化的创作路子，易为读者接受。其实这也正是他们总结了新生代诗人“语言实验”的经验与教训的结果。正如伊沙所说的：“我的实验是为阅读的实验，目的在于激活诗歌。”“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无法‘阅读’。我深知这离我最近的问题正是指向未来的路标。‘为实验而实验’的写作年代已经结束了，当‘实验’不再作为一种姿态而被人摆弄的时候，真正的‘实验’才有了可能。”[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