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90年代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就是“女性写作”命名的凸起。我指的是对这样一种现象的“命名”，而非女性作家的写作本身。因为女性作家并非从90年代才开始写作，历史上自从有了文学这门关于语言文字的艺术那天起，女性就已投身其中，为建立这门艺术的规范而效力，并已取得骄人的成绩。只是，一部男权文明史极力将她们排斥于历史之外，轻描淡写，使她们在历史的景框上淡出。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在以往的文学史中，一直被归在其它诸种文学潮流之下予以论述，因而它的特殊部分，她对一部公有的男性文明的别一份性别体验就被压抑在历史地表之下，不得尽情凸显。实际上在各个历史阶段，在各种文学态势中，女性都以她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刻的思想而走在时代创作的前列，独领一代风骚。仅就小说领域而言，本世纪从老一代的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杨绛起，到中年的张洁、谌容、宗璞，再到青年的王安忆、铁凝、张抗抗、刘索拉、残雪、池莉、方方、蒋子丹、徐小斌、毕淑敏、张欣及至更年轻的陈染、迟子建、林白、海男、虹影等不可尽数的女作家们，她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表明女性作家与男作家同样卓尔不群的力度，并且在某些关于人性本质描写的优美细腻方面令男性作家也稍逊一筹。只是，在一个固有的文学社会学批评标准的框定下，没人愿意就她们的性别为“女”而发表看法，她们也以被当成无性别或准男性的“中性”作家解析而引以为荣。 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来，情形有了微妙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深入推介，中国的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更深一层的自觉。女作家们对自己的“女性”不再采取回护姿态，无论是在写作观念上，还是更深一层的艺术处理上，较以前都有了显著变化。女性以女性视角直面人生的书写更有力度，直抒胸臆时更加直白大胆，对商业化社会“游戏规则”的把握也更有穿透力，女性个人与历史对话的姿态更加孤独也更为执著；商业视 下的女性写作有了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一些女作家如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虹影等，则将女性的性别体验以一种执拗的“私语”化方式描绘出来，渐渐形成一股90年代新的女性写作态势。 在对“女性写作”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时，首先遇到的，仍然是定义的困难。“女性写作”如果简单的定义为凡是性别为“女”的女性自然人的写作，那么，关于她们的种种分析评论就会容易堕入从前旧有的观念模式里，很难显现出女性在性别上的某些特点，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的意义也就显现不出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一个“女性立场”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写作才能真正算做女性写作。如果我们将“女性写作”限定为是指女作者站在女性立场上，观察世界的视角从女性一己的性别体验出发，侧重于女性面对外部环境的内心感受，抒写生命成长过程中女性个体的情感体验，并且与那些重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对疏离的女作家作品，那么这样一来，整个当代文学史上能够提供给我们解析的女性作品少而又少，大概只有90年代的部分女性私小说才能进入这个批评视圈，而绝大多数女性作家的作品就要被排斥在“女性写作”的范畴之外了。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并且，上述所言的“女性立场”也大可值得怀疑。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坐标和审美体系都是一个，或说是千百年来由男权所规定的“那一个”时，女性自己的“这一个”话语规范又如何确立？或者，她只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子目录？如此，她相对于“总目录”的意义又何在？当女性没有建立起来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实际上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整体价值形态之外去另立）时，那么，她的话语形态，她的思考方式，都是借助于男权既已定好的那些规范，顶多是在其中以不再对性别回护的姿态和眼光进行与他们同样的思考。当哲学命题一样，生存困境一样，是非标准一样，宗教情境、幽闭途径及其肉身厌世自我割裂撕碎的方式都没有什么超出常规的地方时，女性的“自视”实际上仍旧等同于“他窥”，女性的“自我”实际上还是“他我”。如若不是在此意义上获得了认可，女作家的这些作品便也不可能经过层层权威话语的审读后得到问世发表。女性陷进了自我设计的思维之障，实际上进入了一种逻辑怪圈。究其根本原因，是女人没有语言。而人类，正是借着语言来进行思考的。 不能否认，当一个女作家分别用中性眼光和用女性眼光来打量世界时，这个世界在她眼里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多半时间都会发生用既定的那些权威理论无法释清眼前现实的现象。那么，是遵从既定的理论，让女性的身心顺从它的逻辑去延展、思考，不断纠正自身对其的不适，还是让“我们”的女性生命体验自己来说话，从而冒对整个社会以致于整个文化忤逆的危险？ 能够说话的女性是勇敢的。不去说话的女性是明智的。 明白了这个差异，才能够清楚，我们今天提出“女性写作”的真正意义。 当理论解释不了女性的生存实际时，这时就用得着一句老话，叫做“形象大于思想”。由此，就只有站在社会的总体性方面来考察，通过对女性文本的艰难爬梳整理，透过女作家作品里层隐隐约约透露出的女性信息，来考察女性作为一种社会属性的人，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来，承靠于中国改革开放程度加大以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深入推介的大背景，中国写作着的女性如何对自己的性别从“自在”到“自觉”，如何以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自己和她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并且，又对现存得出了跟以往多么不同的结论。 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提到，90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给中国的女性写作提供了何等良好的与世界接轨的机缘及其大胆书写自身的机会！新老作家差不多在这一时间交汇点上汇涌成渠。借此女权主义理论的层层引进，女性文学批评的风起云涌，商业化热潮对女性写作的推波助澜和乘隙而入，女性创作与女性书籍出版的繁荣局面也在客观上生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