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拉美文学的引进，在中国文坛带来了“爆炸”式的震荡效果，不但诱导了各路好手的群起效尤，而且使“诺贝尔奖”成为热门话题并急速膨胀成一个“情结”，刺激得不少作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频频跷首眺望万里之遥的斯德哥尔摩。这其实反映了 当时文坛的浮躁、盲目和不成熟。进入九十年代，情况大为不同。一批作家开始沉静潜心，真刀实枪地埋头苦干了。他们的自信，不仅来自自身实力的提高，还更来自文学的“双向开放”，或者说由被动接受域外文学的单向“输入”，开始转入主动出击和本土文学的有限“输出”。部分作家的频频出访和作品被反复评介，甚至打入“诺贝尔奖”的评奖外围，以至于在诺贝尔颁奖讲坛上为人注意（如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获奖演说中提及莫言[1]）……这一切都为当代中国文学赢得了声誉并逐渐为世界文坛所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开阔了视野，扩张了胸襟，无形中增强了面向世界的勇气与信心，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拿出“拳头产品”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于是乎，我们先后读到了刘承志的“生命之书”《心灵史》，陈忠实的“可作枕头安眠”之书《白鹿原》，贾平凹的“唯一可安妥灵魂”之书《废都》，莫言的“献给母亲与大地”之书《丰乳肥臀》，韩少功的长篇处女之作《马桥词典》…… 指出上述作家创作包含或潜藏了“走向世界”的动机，决非空穴来风。比如一位研究者就详细分析了贾平凹创作转向的动因：“不少论家指望他重返商州现实，但是在贾平凹的心里，自《浮躁》走出国门之后，特别是美国学者葛浩文翻译上的繁难及平凹访问美国之后，他深深体味到风情醇厚的商州故事与现代意识充塞头脑的美国读者在沟通上存在巨大障碍，这障碍极大地弱化了贾平凹作品的艺术光线，为此，平凹曾著文吐露苦衷，并意欲将创作转向，从城市生活寻求切入点……抒写当代城市人的生活，对于东西方读者而言，沟通上较之商州故事更为方便……这便是《废都》、《白夜》创制之初的心理动因。”[2]为了“沟通”，考虑表现内容（题材）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表现形式的选择问题必然也将结伴而来。选择何种艺术样式或风格更易于被世界（美国？）所接受所认可，是西方化的？拉美化的？还是中国化的？或者是兼容并包，择优杂取？在创作之初，作家们的脑子里必定会有一个写作参照系，一个美学目标，一个艺术定位。不同的眼光导致不同的选择，于是乎，我们看到的作品也呈现出迥然各异的艺术风貌：《心灵史》显然深受回民哲合忍耶教派秘籍《热什哈尔》之影响，它是史学、神学、哲学和散文与诗的综合，它远离“纯文学”，但又具有纯文学所罕见的凝重的神秘之感，酷厉的牺牲之美；《白鹿原》在传统写法的基础上汲取“外国良规，加以发挥”，表现出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品格；《废都》则完全回到明清小说的叙述方略和语言，散发着些许现代“古董”的意味；《丰乳肥臀》基本上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如《百年孤独》等）为借鉴，以奇异、诡谲、变形、荒诞为特色；《马桥词典》则以现代语言哲学和域外小说形式来审视和表达本土文化，突出了形式意识和理性精神…… 本文无意也无力对上述诸作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估，甚至仅对“艺术定位”这一点也不能多作比较。我只想简单列举其中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点明其艺术定位有欠妥恰，进而阐明我的主张。在我看来，《废都》太“旧”或太“土”，《丰乳肥臀》则太“新”或太“洋”。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前者对传统的艺术“审美图式”不仅未作拓开与推进，反而是一种收缩与倒退；后者则过于超前与“越位”，至少对中国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走得太远，致使其中许多宝贵素材和珍贵感情都为“形式”所弱化、所遮蔽，既造成了接受障碍，也消解了艺术力量。尤为令我遗憾的是，我认为在这几人当中，莫言的艺术定位最具弹性和选择性，从写实到写意，从传统到新潮，他都应裕自如并有过上乘表演，可这一回他却依然认准了“魔幻”。他的这种定位自有他的理由和深思熟虑之处，但从客观效果看，这是一次艺术定位的失误。究竟如何定位才算正确，谁也无法具体回答。我的笼统看法是，只有立足本土，创化传统，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征服中国读者；而只有首先征服了中国，然后才可能征服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那句名言仍然没有过时，即“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 下面，就我的“定位”理由，分四个层面扼要陈述如次。 第一，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我们承认，现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其一，西方的文学自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哲学背景和社会基础，他国不可能照搬；其二，西方的文学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有的还可能是一种“弯路”的畸形产物（如后现代主义），他国不必要照搬；其三，西方化并不等于世界化，西方文学也仅仅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与科技的先进也并不等于文学的先进。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学要取得世界性的认同都不能靠紧跟谁或摹仿谁，只有立足本土，以富于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去参与世界的对话，才可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仍以与我们“国情”相近的拉美文学为例，在长达150年的文学实践中，他们走过了追随法国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曲折道路，一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产生“背叛情绪”，坚决地实行大地文学、乡土文学、土著文学的口号，扎扎实实地转入本土创作，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使域外经验和现代意识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出奇葩，这才有了60年代的“爆炸文学”。再以与我们文化相亲的日本文学为例，在经济法制和意识形态全盘西化的进程中，他们始终未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江健三郎“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是“因为这只大雁使我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3]而且川端康成也认为“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4]结果是，他们都获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