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的时代，恰如哈维尔所言：“仿佛某种东西正在崩溃、衰败和消耗其自身，而某种尚不十分真切的东西正从瓦砾中生发”。[1]这样一种状况不仅是对各种理论话语解释力的考验，更是对文学想象力的挑战。早在六十年代，美国文学面临急剧变动的社会，反应迟钝，诺曼·梅勒就曾指出：“（美国社会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它正被一种特殊的美国社会现象所纠缠，即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美国的这种现象是与不同寻常的加速度有关系的，一切事情好象都在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在美国变化着。这种状况给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2]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遭遇了同样的困难。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半，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4%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没有像“大爆炸”和“休克疗法”那样给社会造成巨大的震荡，但它也深刻地触动了主导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基本社会结构。改革的展开过程既显示出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又隐含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它不仅转换了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同时也改变着这个社会中个人的命运；它不仅重新构造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改写着人们的心理结构和抒情态度……“近十余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并非仅仅只是相对于一九四九年以来甚至一九一一年以来而言的变迁，而且意味着：自秦汉以来既已定型的古老农业中国，已经真正开始了其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这一历史巨变已经将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到了中外学者的眼前，例如，乡土中国的这一转化将会为华夏民族带来甚么样的基层生活共同体？甚么样的日常生活结构？甚么样的文化表达和交往形式？甚么样的政治组织方式和社会经济网络？所有这些都历史性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基本课题，同时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国传统性’再获新生的历史契机”。[3]回答上述一系列追问，不仅为理论创新拓展了空间，同时也为文学创造提供了新的可能。与理论界方兴未艾的关于中国改革道路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相呼应，人们也迫切希望文学说出它对当下中国的“理解”和“表达”。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形式的一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形式”与“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稳定的文学形式不足以配合流动的生活内容，反而拘束、制约了生活的变化；同时变动不居的生活期待被“形式化”，进入文学的视界是获取意义的一条途径。文学写作始终处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它不再是一个简单地在白纸上深涂黑字的过程，借用奥斯汀的说法，是用语词行事的一种方式，是“做出”而非“报导”某件事情("doing" rather than "reporting" some thing)。[4]文学所“做”的事情即是对“现实”的重新“书写”。在“书写”的过程中，“书写者”的主体位置，他的动机、欲望、经验和认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可以依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现实”加以解释和想象，赋予形式和意义。现实即使再变化莫测，“书写”也要使之无可遁形。文学之所以能够完成一段段锁闭的叙述，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是因为“思想”稳稳地掌握着“现实”，“形式”牢牢地控制着“生活”。 但是，飞速变动的时代常要挣脱“意义”的掌控，使“现实”从旧形式的拆裂中获得“脱轨”的机会。逸出“常轨”的现实当然期待着“新”的表达方式，可对仍被束缚在旧的解释系统的人们来说，它却变得不可理解，成为一个意义的“空白”。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急需将它整合进固有的解释系统中，对它重新“命名”，让它重获“意义”。特别是在理论解释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这种“意义”的获得端赖文学营造出的形象化的感性图景，作为理解匮乏的想象性补偿。 何申的《年前年后》正如小说的标题所示，它直接关涉的是一段“时间”。《人民文学》的“刊首语”则将“时间”进一步坐实，“如果你说《年前年后》就是今年——已亥年的年前年后，你没有说错，当何申写这篇小说时，广大的农村正自1995年农历新年的醉意中苏醒”。将现实的“年前年后”和小说《年前年后》并置，体现了“讲述话语的时间”与“话语讲述的时间”的微妙同一。[5]这种同一状态似乎取消了“历史时间”与“文本时间”的距离，使小说得以直接介入当下的“现实”。但“现实”并不等于“现时”，叙述时间与被叙述时间永远不可能平行，没有一部小说占用的时间长度会和它叙述的故事的长度一模一样，它可以自由地调配各种事件所占的时间比例，同样的页数覆盖着不同的时间进程，一个重要的事件可以写得比它实际发生的过程长得多，而漫长的历史则被一笔带过。对这种时间的灵活性，E·M·福斯特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小说中则永远存在着一个时钟，作者可以不喜欢他的时钟，如爱弥丽·布朗黛在《咆哮山庄》中将她的时钟隐藏起来；斯顿在《屈斯全·宣狄》中把他的时钟上下倒置；而普鲁斯特更聪明，他不断地更动时钟，以致在同一段时间之内，书中的男主角可以以晚宴取悦情人又可以和他的护士在公园里玩球。这一切技巧都无不可，但没有一种超出我们的论点：小说的基本面是故事，而故事是一些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6]叙述时间只能是线性的，而被叙述时间则是立体的，在现实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小说”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件地叙述出来，把一个复杂多变的形象投射到一条直线上。小说叙述学对“时间”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作者是如何通过对“自然时间”的扭曲，来达到小说的艺术目的，[7]而忽视了叙述时间其实是对被叙述时间的一种“整理”。稳定、统一、线性的时间观念是一个历史建构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它首要地是一种行动观点，其目的就是要确定和指出一种分析的道路，而这种分析的纲领性目的往往要通过活动来展开。事实上，正象在西方整个哲学和逻辑思想范围内一样，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这里并不是历史地解释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各种促动因素的地方，而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形式逻辑的出现，分析思想的统治，与亚里士多德相联系的整个形式逻辑体系的真实构成，都注定会带来以前各个分裂的和长期不和的希腊城邦暂时地联合成一个在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国家”。[8]小说的叙述时间是线性时间观的集中体现，正如分崩离析的希腊城邦被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马其顿帝国，“小说时间”作为一种“行动”，它操纵了多维、散漫、无序的“自然时间”，使变幻莫测的现实变得可以理解，可供分析，并且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人们无法掌握无始无终的“自然时间”，而小说的叙述时间无论怎样花样翻新，最终都要受到作者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