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96中国文坛，热闹、繁盛，更带有几分喧嚣、浮躁。在这喧闹的背后，多数杂文作者保持了应有的冷静，他们本着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社会良知和艺术良心，固守精神家园，在杂文园地中默默地耕耘着，便得'96杂文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另一种姿态。 关键词 杂文创作 专栏 作家 作品 中图号 1207.67 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相比，'96杂文创作显得平淡、冷清，但透过这平淡与冷清，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萧条、沉寂，而是一种成熟和自信，这恰与我们从其他文学样式创作热闹、繁盛的背后，更多地感觉到的却是喧嚣和浮躁形成强烈反差。 专栏化，是近年杂文创作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也是'96杂文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众多的报纸、杂志纷纷开设了自己的杂文专栏，就其中的优秀者而言，有《中华工商时报》的“名人茶馆”，《中国青年报》的“虚实篇”，《中国物资报》的“名家百谈”，《工人日报》的“世家走笔”、“钟鼓楼”，《文汇报》的“虚实谈”，《解放日报》的“今日论语”，《新民晚报》的“世象杂谈”，《羊城晚报》的“花地”，《南方周末》的“社会走笔”、“百姓茶坊”、“杂谈”、“读报札记”，《成都晚报》的“盛世危言”，《读书》杂志的“诗画话”、“唐诗别解”，《随笔》杂志的“管窥小集”、“百味杂感”，《民主》杂志的“新三家村”、“百家之言”，《四川文学》的“乱弹”等。上述各专栏，有的是专为一位或几位杂文作者开设，像《读书》杂志的两个专栏均由陈四益独自撰文，《民主》杂志的“新三家村”专栏则是为邵燕祥、舒展、邓天纵共同开设。这样做的好处，既可以保证杂文作品质量的相对稳定，且有利于杂文作者创作个性、创作特色的形成。更多的专栏虽不是专为某一位或某几位杂文作者而设，但时间长了，自然会以专栏为中心，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如《中华工商时报》的“名人茶馆”和《随笔》杂志的“管窥小集”，都已拥有了自己的相对固定的作者。这对杂文作者队伍的稳定与壮大，也是大有裨益的。就'96杂文创作情况而言，我认为质量较高且有特色的专栏，一是陈四益的“唐诗别解”，一是鄢烈山的“读报札记”。 陈四益是近10多年杂文创作中较早开设专栏的作者之一。他在杂文文体的探索与创造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可以说，就杂文文体的创造而言，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除杂文家刘征外，就数陈四益。近年来，他先后在《读书》杂志开设了“新百喻”（已于1996年停刊）、“诗画话”、“唐诗别解”等专栏，创作了大批优秀的系列杂文。由他撰文、丁聪配画的“新百喻”系列，形式上采用寓言体，全用文言，精致雅驯，讲究故事情节，生动耐读，有很强的文学性；内容紧扣现实，抨击时弊、寓意深刻，有很强的说理性。稍后的“诗画话”系列，更是将诗歌、杂感、漫画合而为一，仅就形式而言就已别开生面，内容同样极富现实色彩。新设的“唐诗别解”专栏则更上层楼，此系列中的杂文，语言上一如“新百喻”系列，均以典雅纯正的文言写就，其内容，则将谈诗与论政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所“解”，不止于诗作本身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而是在此基础上别具只眼，联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弊端、问题加以挥发，以古讽今，借古喻今，取古人之诗意批评今日现实。试读其《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1]篇，作者先对诗中吕温以炼丹者喻攻文字者予以评价，以为此喻“新巧”；然后笔锋一转，指出此喻以作诗角度来说，可谓新颖巧妙，但事实上文章之用绝非灵于仙丹。往白了说，文章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无非是文人的自夸之辞或别有用心者的“阴谋”。遍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谁见过因一首诗、一句话、一篇文章而改朝换代的。相反，“文革”中，有人正是以此为借口来横扫一切知识分子的。此中教训，可谓深矣！接着，作者更进一层，指出倘若文人自视文章为“九转丹”，骗的只是自己和少数人；倘若当政者也视其为“九转丹”，不做实事，专攻“文章”，妙笔生花，在笔头子上做功夫，把有的说成无、黑的描成白，一句话，“以虚拟之文章代实做之政事”，那么，害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国家民族。《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2]一篇，作者首先揭出“不敢言”的原因在于“惧其搬弄是非也”；进而借用鲁迅先生“能言鹦鹉毒于蛇”的诗句，指出真正可怕的不是鸟之鹦鹉，而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人之“鹦鹉”。因为鸟之鹦鹉仅能学舌，不能变其语言，虽可惧，亦有限。杂文家刘征在其70年代末所作的《“帮”式上纲法》一文中，曾对极“左”分子大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无限拔高、无需论证”的伎俩做过精辟概括，其中种种，绝非能言之鸟的鹦鹉所能望其项背。更为可怕的是，时至90年代的今日，这类“无所不至，又无所不能”的人之“鹦鹉”仍远未绝迹，这大概正是作此文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所在吧！陈四益的杂文往往能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其作品既有历史纵深，又具现实批判性，让人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从现实中联系到历史。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漫画家丁聪为陈文所配的漫画，每一幅都极其到位，极其传神，往往用直观的、形象的画面，将陈文的现实寓意准确揭出，既丰富了文章的思想内涵，也使其更为深刻、具象，文与画可谓相得益彰。陈四益的杂文之所以能在当代杂文创作中独树一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作品既有深刻的寓意，即思想性；又有生动的形象，即艺术性。此二者的结合，正是杂文创作发展应取的走向。因为“杂文既然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它又能在艺术欣赏上赢得读者。因此，杂文又必须在思想上力求有深度，在艺术上力求精益求精，使一篇篇杂文都如珠串，闪出玲珑剔透的艺术光辉。不如此，杂文便难以传之久远”[3]。事实上，这两者的严重脱离，只讲思想性，不求艺术性，或只求形式创新，不顾思想深度，已经成为近年杂文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与陈四益不同，青年杂文家鄢烈山的“读报札记”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就与现实的联系而言，鄢烈山的一系列杂文似乎更为紧密，这特别表现在作者写作中所借助的各种材料，均来自平时读报所得，有的甚至就是几天前刚刚发生的。作者的发论，完全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与事。这样做的好处，一则是杂文作品的时效性很强，二则是杂文作品的针对性较强，从而很好地体现了杂文作为“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读惯了那种充斥着某地、老A之类含糊其辞的地名、人名的杂文作品时，再读鄢烈山的杂文，往往给人一种意外的惊喜：杂文就该这样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杂文的社会批评作用和舆论监督功能。在这一系列杂文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对余纯顺说“不”》[4]、《漫不经心的谋杀》[5]、《为“民主评议”正名》[6]、《“严打”三议》[7]、《想看〈武训传〉》[8]诸篇。《对余纯顺说“不”》一文集中体现了70年代末以来杂文创作所贯穿的一个基本主题：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提倡与追求。杂文家邵燕祥说过，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本专业以外，最该做的事就是对民主、科学的呼唤与倡导。以此来说，鄢烈山确实履行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作者在对上海“探险家”余纯顺不幸罹难表示惋惜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余纯顺与其说是在探险，倒不如说是在冒险更准确些，其实质，就是要创造自己超越科学的神话。作者由此联想到50年代以来“大跃进”、反“迷信”、反保守、“唯意志论”大行其道；到“文革”的把“泥腿子”、“老茧”，即文盲捧上了天，把知识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做法，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向来缺乏对科学的敬畏之心。时至今日，蔑视科学规律、轻视现代技术知识的蛮干和妄想，仍得到很多人的喝彩。而这种轻视科学、违背科学的行为，恰恰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隐患。因此，阅读作者的文章时，令人难以忘怀的正是作者的这种不轻信、不盲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精神。这种态度与精神，亦正是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杂文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严打”三议》一文，则很好地体现了鄢烈山杂文时效性强、敢于就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发论的特点。该文在充分肯定“严打”成就的同时，表达了人们的普遍担心：所谓“战役”打完了，接下来就是“休整”，还是搞“运动”那一套。对此，作者提出，“严打”必须做到“标本兼治”，而要治本，就必须靠健全法制，靠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靠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关于这后一点，作者强调，把犯罪现象增多、社会安全感降低归咎于改革开放，若不是愚昧就是别有用心。另外，作者还对“从重”、“从快”、“从严”作了明确界定：所谓“从重”，就是指在法定的量刑幅度里从重论处，而不能随心所欲搞“杀一儆百”；所谓“从快”，该是指提高办案效率，尽快完成规定的司法程序，而不是草率从事；更不容草菅人命——尽管对象是有劣迹的人；所谓“从严”，先应做到“违法必究”，不怕权不怕钱不怕狠。在对“严打”的一片叫好声中，作者的声音显得有些刺耳、不和谐。但这种刺耳、不和谐，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它显示出的，是作者身上那种可贵的清醒，那份可贵的唯公理与正义是从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