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庸思想是儒家传统的人生哲学，“中和主义”是文学研究会朱自清等作家得到的人生感悟，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以“中和主义”为特殊视角，梳理了中庸、“中和”、“中和主义”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儒文化“中和主义”情结的观念构成、表现形式和美学风格，开启了一条别具特色又引人思考的文化研究新思路。 关键词 中庸思想“中和”“中和主义”文化观念 集体无意识儒文化心理 文学研究会 现代文化人是吮吸着丰厚的母体文化的乳汁成长的，儒、道、佛三大文化体系如同巨大的磁场，影响着文化人的内心世界和美学风格，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无形张力。活跃于本世纪20年代初的文学研究会是现代文学史上既拥挤又特别的文学流派，这一派的作家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鼓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成为新文化语境下的文化新军，为文学革命的发展和新文学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应该大加肯定。然而，在这一派作家中又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要推翻旧有文化模式，开创新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又在解构着新的儒家思想和美学风格。朱自清、周作人、冰心和叶圣陶等人便是这种现象的代表性作家，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积淀着浓重的儒家中庸思想，由中庸思想又演进为一种“中和主义”人生观和美学观，这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化怪圈，值得探究。 一、从中庸到“中和”：儒家功利哲学和美学风格的显现 众所周知，儒学是中国文化史上居于特殊地位的学说，中庸思想是儒家典籍《礼记·中庸》中体现的一种社会观，也是历代儒生奉为经典的座右铭，它要求人们忠君明道，修身养性。《礼记·大学》中指出“古今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儒家的教化，它把人的理性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要为塑造合乎于儒家规范的人格，就需要以中庸之道作指导。何为中庸？儒家始祖孔子明确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人矣。”[1]孔子把中庸作为人的道德的第一要件加以肯定，认为它是一般人很少能达到，但又是必须努力达到的思想境界。对于中庸的认识，还有以下说明：《礼记·中庸》写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孔颖达又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2]宋代朱熹又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3]简言之，中庸的要义主要是不偏不倚，不多不少，只用其中。为了较好地表现儒家的思想，在中庸的基础上，儒家又提出“中和”的美学主张。它认为人的感情表现应有节制，不可恣意发挥，应该达到“中和”的韵律。那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儒家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的表现应做到“中”，做到“和”，在“中和”中创造和谐、有序，适应于天地万物的形式。可见，中庸和“中和”有着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折射出前者的美学思想。因此，“中和”便是审美活动中的特殊审美方式。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他还以《诗经·关睢》为例谈出自己的“中和”美学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也就是说，诗歌要通过言志的诗乐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张弛适中，培养温文尔雅的品质，创造和谐美妙的形式，使人的感情得以升华。《论语·述而》中也记述了孔子在齐国“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事。曰：“一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从中可见，乐与肉都是诱人的，但高妙适中的音乐却会引起人们的美感，此刻，即使是满足口感的肉也将成为无味的东西，这种美就是“中和”之美，也就是《论语》中记载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的境界。所以说，中庸思想是儒家为人处世、认识社会的世界观，“中和”是中庸影响下的审美观。 二、中庸状态下的儒文化心理：“中和主义”情结的诞生 当我们梳理了儒家中庸思想的符号系统、明确了“中和”之美的特质以后，接下来需要探讨的就是文研会作家的儒文化心理——“中和主义”情结的问题。何为“中和主义”？要破译这个谜，先得对文化的离析过程有一个客观的认定。韦勒克、沃伦说得好：“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既永久保有某种特值），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6]文化史也一样，它也有一个传承的过程，从旧有文化语境中走出来的人，无论他怎样表明自己曾进行过灵魂的再造，成为新生的“凤凰”，但他们的文化视野中还是摆脱不了旧有文化的影响，他们仍然在从事着文化的阐释工作。于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也就产生了。那就是作家对本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的接受、认同、整合之后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对作家起着历史和现实的指导作用，这种文化观念也可以理解为荣格所说的“深层意象”（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深层意象”是作家个人无意识的纵深发展，不带有个别含义，是普遍存在的，即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潜意识，是一种“先天存在”的“深层意识”。[7]因此，荣格说：“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8]可见，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对作家有着强烈的传承制约作用。因此，文研会作家在新旧文化的转型之时，他们的思想既有现代民主革命因素、又有传统的中庸思想的痕迹，这就是儒文化的范式。这种儒文化较为确切地说就是“中和主义”。“中和主义”出自何处，特质是什么？正是文研会元老朱自清在其人生的碰撞、追求、困惑，乃至幻灭后得出的哲学感悟，它也是许多现代文化人的深刻体验。朱自清在1922年11月7日的残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意思是说，写字要一笔不错，一笔不乱，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呷饭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有不调整的，总竭力立刻求其调整——无论用某种积极的手段或消极的手段……总之，平常地说，我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 这里，朱自清所说的“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实际上并非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而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它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所致，是一种“既不执着，也不绝灭的中性人生观”。[9]这是儒家的一大哲学追求，朱自清发现了这种“中和主义”，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力量，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抗战以前朱自清的哲学思想。人们都知道，那时的朱自清为人小心，办事谨慎，态度温和，因而得到“温柔敦厚”、“谦谦君子”的美称。他的旅欧伙伴柳无忌就说：“在现代中国作家中间，朱自清是少有的君子人。”[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