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韧同志的《’96现实主义小说的回思》（见本年3月25日《文艺报》是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但文中把现实主义在近20年中的沉浮变迁分为三个阶段，把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也视为一次现实主义浪潮，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对“新写实”必须作出分析，其小说创作的一部分的确是具有现实主义文学性质的；但其理论上的自然主义倾向，以及在此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某些一味表现“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或表现人之原欲和本能的带有明显生物化特征的作品，却与现实主义大相径庭。新写实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毕竟没有形成显赫的声势。故本文认为，新时期文学领域现实主义形成浪潮，主要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和最近一段时期这样两次。借用一度流行的话语，也不妨说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两次崛起。 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是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轫的。这篇作品通过谢惠敏、宋宝琦两个中学生形象，真实地反映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革”10年极左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严重毒害，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一经恢复，接着便有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篇《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短篇《乡场上》、《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一系列佳作不断问世，一时之间造成轰动效应。70年代末期开始的这种现实主义浪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新中国文学事业一次空前繁荣的景观，至今令人思慕不已。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未中断，但因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挤压、冲击等原因，其势头显然是减弱了。8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一度出现疏离，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一段时期，情况有了变化。这就是近两年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再一次崛起。在小说创作方面，何申的《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及其续篇、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一大批反映当前农村、工厂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和评论界的热情关注，已经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在影视创作方面，《苍天在上》、《孔繁森》、《夫唱妻和》、《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也都受到社会各阶层观众的好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曾经热衷现代主义并且发表了相当数量作品的作家，最近也悄然转到现实主义方面来。突出的例子是青年作家张宏森。他曾经运用现代派手法创作过《阳光与蛇》、《狂鸟》等作品，群众反映冷淡，引起他的深入思索，终于转向现实主义，继《大交叉》、《车站》、《梁子》、《西部警察》等优秀作品之后，最近的《车间主任》由电视到小说都获得重大成功。前不久，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一套8部的《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评论界认为，“8部长篇的最大长处是面向生活，抒写时代，塑造了一批新的人物形象，既继承了山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新的发展。”8部长篇“大多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生活出发，真实描绘生活中的人物和故事，刻画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人际关系”（见本年4月29日《文艺报》报道）。许多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创作目前正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 现实主义为什么会有这两次崛起？研究一下它们的背景，也许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前一次崛起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人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文艺界紧紧绑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战车上，无视审美创造的客观规律，颠倒文艺同生活的关系，极力鼓吹“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唯心主义谬论，同时利用并歪曲毛泽东同志“两结合”的口号，制造一种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假的“浪漫主义”，使文艺成为一种赤裸裸地图解其反革命政治的东西。群众斥为“瞒和骗”或“假大空”的文艺就是这种货色。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统治，使我国社会主义文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造成了毛泽东同志所尖锐批判的那种“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严重局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对此早已积愤于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更给文艺界送来了和煦的春风，文艺领域解冻了。窒息多年的文艺生产力一旦获得释放，一大批真切地反映人民生活的有血有肉的文艺作品便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就有了近20年中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次崛起。 近两年现实主义文学的再一次崛起，是与10余年来文艺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相联系的。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潮流从80年代开始盛行至90年代中而日趋式微，大约经历了10年以上时间。对于这种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绘画等领域都有过一定影响的思潮，要全面评论其功过得失，似乎尚须假以时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方现代各种流派艺术方法的引进，必须与传统深厚的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相融合，即经过我们的消化、吸收，使之真正化为发展、壮大我们民族文化所需要的一种养分，否则断难在华夏大地扎下根来。新时期各种“先锋”、“新潮”名目的文艺作品大多成为过眼烟云，症结恐怕正在于缺少了这种“融合”。这个问题，这里暂不作深入讨论。 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创作上出现一些模仿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并不足怪，也无关大局，真正为着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借鉴、探索，倒是我们一以贯之地提倡和鼓励的。问题在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过程中某些人理论上抛弃正确的美学原则，蔑视艺术规律，用一种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盛行一时的“文学主体论”就是一种代表。文艺是一种需要发挥个人主观创造性的领域，但这种主观创造性又总是受到一定时代的生活的制约。文学主体论者对所谓“主体性”作了无限制的夸大。他们认为作家作为一种“全面完整的人”，根本不需要到人民大众中去，只要充分“开发内宇宙”就够了。他们把作家的“内宇宙”描绘成完全“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具有“无比丰富性”的“另一自然”，是文艺创作的“第二种源泉”。由是，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多年的“深入生活”这件事被某些作家抛到九霄云外，什么作家与人民，与时代的结合，什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什么文艺的社会批评方法等等，通通被说成是“过时”的东西！由是，在文艺创作领域，那种远离时代生活，歪曲革命历史，甚至美化阶级敌人、丑化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神吹瞎侃、胡编乱造的作品，不仅畅行无阻，而且受到吹捧，获得大奖。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曾经表示过强烈不满，只是因为另一种声浪过高，他们的正确声音反而被掩盖了。针对文艺工作中的偏向，中央领导同志多年来从正面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这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规律的深刻揭示。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文艺工作只有走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以为，近两年现实主义文学的再次振兴正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