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革”前17年文学，必然要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新时期以来，在一些文学研究者中，出现了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倾向，他们宣扬文学与政治“离婚”、“分家”，要“淡化意识形态。”基于这种观点，他们抹煞“17年文学”的成就，以为那是“一个进入文学贫血的时代”。“17年文学”被描绘成屈从于狭隘功利观的游离了审美渠道、丧失个性的文学。 究竟如何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要求文学放弃其特殊性而绝对从属于某种政治，当然是要反对的。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是客观存在，不可回避的。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1]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文学不可以脱离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也实乃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就如同邓小平所说的：“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2] 因此，评价“17年文学”，决不能持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尺码，而必须在“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理论前提下，采取冷静、辩证的分析方法。 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得出如下认识： “文革”前17年在贯彻“工农兵方向”过程中，由于文艺部门不适当地强调“文艺从属政治”，轻视文学的特殊性，局限了文学的充分繁荣。对于这种错误，80年代初期的那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作了较为尖锐、透彻地揭露。不过，当我们正视这种错误时，不应该否定了“17年文学”所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从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大会上提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到60年代调整文艺政策期间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其间尽管多有周折，但以人民本位为主动脉曲折流变的路向还是清晰可握的。这根主动脉，坚持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利用；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强调描写和歌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塑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新人的艺术形象；坚持文艺的能动反映论，在历史的发展中写出生活的丰富性和生活本质；要求作家艺术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社会生活，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学习；等等。这根主动脉和要求“文艺从属政治”的错误，二者之中，前者是主流，占支配地位，后者是支流，未能主导和支配文坛，就如同邓小平所论定的：“‘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3]这就是“文革”前文学的整体状况。这个阶段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便体现在这整体状况之中。 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总体性机制造成的复杂性。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受到一定限制，对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精神成果的借鉴、吸收不够充分，标准化、公式化、概念化未能很好克服，许多作品沦为错误路线乃至错误政治思潮的传声筒，等等，确实与“从属论”的流行关系甚大。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路线这一主导的方面，又必然限制、削弱着“从属论”的影响。在50年代前期和60年代文艺政策调整期间，这种情形更为突出。一般说来，作家在接触“从属论”的同时更受到了“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路线的引导，受到作为完整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受到身历其中的长期革命和建设生活的启迪。反映在创作上，就并不一概表现为对“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的屈从和配合。值得重视的情况有： 其一，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深刻的政治激情的结合，使他们较好地避免了“从属论”弊病。这突出表现在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上。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前期，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获得了空前丰收，甚至直到现在也没有哪个阶段能够企及。《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三家巷》、《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大波》、《六十年的变迁》、《烈火金钢》、《战斗青春》、《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小城春秋》，等等，纷至沓来，蔚为壮观。写这类题材的作家都是革命斗争生活参加者和历史见证人，他们在艰苦的斗争环境或炮火硝烟中，或长大成人，或度过青春，或进入中年，他们描写的生活实为他们人生道路上极为宝贵的一部分，这些生活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使他们确立了人生和社会理想，领略了人民革命的庄严意义。《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是当年延安保卫战的随军记者，仅随军日记就积有一、二百万字，还写了几十万字的军事生活题材的消息、通讯。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写高蠡暴动和保定二师学潮，他本人就是二师学潮的参加者，高蠡暴动的组织者和成员都跟他联系密切，烈士的事迹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且从1935年起就开始练习写作，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和剧本。构成《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生活道路的大量素材，都带着作者杨沫自己生活的影子，等等。生活的、情感的深厚积累，堆压在作者们的心头，时间愈久愈加难以割舍。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中，更感受到了历史的份量，普遍体会到不把以往的斗争和烈士们的精神写出来，就有一种不可承受的“负债感”。杜鹏程说：“要是不把英雄和烈士们所创造的惊天伟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勋写出来，就于心有愧。”[4]梁斌说：“我决心在文学领域内，把他们（烈士、战友）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那一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下一代。”[5]曲波《林海雪原》扉页上的题词便是：“以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同志。”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深刻的政治激情的结合，推动作家们进入创作过程，而他们所采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使他们遵循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原则，这多方面的融汇贯通，也就较好地杜绝了“从属论”影响的发生。这批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历史真实性，却不是“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的派生物，厚积而薄发，历史学和美学实现了较好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