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曾于1994年第4期、95年第1期选载过钱理群、吴晓东两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之第一、二章文学的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第四章战争年代，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现根据读者的要求，本刊将继续刊登余下的三章，即“建立规范”、“歌颂与放逐”、“文学的归来。” 一、京派与海派 1934年1月10日，小说家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由此引发了一场被人们称为“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统一中国以后，继续推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工业生产从一个非常低的基础上稳步上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出现了畸形的繁荣。上海成了中国现代大工业的基地，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斗争的集中地，继北京以后又一个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在这里聚集着一大批依靠稿费谋生，依附于都市文明、商业文化，被人们称为“海派”的职业作家。但又以对都市文明的不同态度而分为三大作家群。左翼作家群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以《拓荒者》、《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为阵地，自觉以现代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尖锐的批判，他们以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是“战士型”的作家。出入夜总会、跑马场，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而又感染着都市“文明病”的，是被称为“新感觉派”的作家群，他们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而在三十年代上海文摊上，最为风行的则是以鸳鸯蝴蝶派为基础的通俗作家群。他们有的不过是封建遗老遗少，有的与上海小市民阶层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联系，有的还兼任文化商，是所谓商人型作家，他们的创作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自然具有天生的趋俗性。 “京派”是以北京等北方城市为中心，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等为阵地，大学教授、大学生为主的一批学者型文人，也即非职业化的作家。由于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的不平衡，不仅农村的现代化严重滞后，而且内陆城市也大都是农村的延长，当上海已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时，北京仍然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故乡”。京派作家一面陶醉于传统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身于自由、散漫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天然地追求文学（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特别是政党政治，又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他们要维护文学的纯正与尊严，探讨“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使文学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和“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这是一群忠实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者。 很显然，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正是对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现代历史变迁的文学回应，其间蕴含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冲突：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农村与城市……等等。而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两者对立与渗透过程中，进行着文学的变革与重造，逐渐建立起新的文学规范。 二、大“海”里的弄潮儿 1933年因茅盾（1896—1981）的长篇小说《子夜》的出版而被称为“《子夜》”年，这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子夜》提供了对现代都市的另一种观照：和穆时英（1912—1940）等既陶醉又困惑的“城市人”眼光，沈从文（1902—1988）等“乡下人”的排拒、怀疑眼光都不同，茅盾以“历史审判者”的眼光俯视现代都市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冷静地剖析资本压榨劳动者的罪恶，揭示掘墓人的必然产生，充满自信地作出中国资本主义毫无出路、工人阶级必将成为时代主人的城市命运的“预言”。艺术家的茅盾有自己的“都市礼赞”：他在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雄才大略和铁腕里，在时代女性（《蚀》三部曲中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活跃的生命力，以及劳苦大众的暴力反抗中，发现了现代大都市特有的力的美与动的美。茅盾并且以他对都市生活整体性、全景式的审美观照，找到了与现代大工业，大都市的气魄相适应的宏大史诗性的艺术结构。在茅盾的带动下，一大批年轻的左翼作家努力开创着作为现代大都市弄潮儿的无产阶级的“新美学”。他们一面以激进的革命者的立场，从都市挤压下人心的大变动中去寻找革命的火种：用煽情性极强的文学写下了：现代知识女性的苦闷（丁玲1904—1986：《莎菲女士的日记》），小市民都市梦的破灭（张天翼1906—1985：《包氏父子》等），工人阶级的革命觉醒，（蒋光慈1901—1931：《短裤党》），都市经济，社会危机波及以下的农村与小城镇的破产（茅盾：《春蚕》、《林家铺子》）。一面又以同样激进的革命态度，进行了最大胆的形式试验。感应着现代大都市的大变化，大动荡，他们焦躁地寻找与创造新的文体——速写体，电影蒙太奇，标语口号诗，寻找与创造大反差，强对比，浓烈，尖锐的戏剧性的结构方式；寻找与创造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富有力度与动势的，快节奏的语言形式，以负载几欲爆炸的都市革命情绪。他们创造了比“五四”更富青春气息的“革命的都市文学”。——他们笔下的农村图景（叶紫1910—1939：《丰收》，吴组缃1908—1994：《一千八百担》、《樊家铺子》、丁玲：《水》）也同样是骚动不安，充满了粗暴的美，与京派文学中“乡土中国”的温馨、宁静，形成鲜明对比：这是“革命化的都市人”眼里的“农村”。左翼作家以其政治与艺术形式上的激进态度赢得了日趋政治化的都市读者群，同样成为上海文学市场上的畅销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