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八十年代 “新生代作家”已是被众多批评家、文学刊物和小说选本所接受的流行说法，但是它的肇始现在却无从确定，此外，在大体相近的所指上，具体措词也有一些变化，诸如“晚生代作家”、“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等。而作为一个小说创作群落，“新生代作家”之诞生更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有的批评家把这个时间推前到1991年[①a]，以便使之跟“九十年代”这个字眼保持一致。我们不必怀疑在九十年代伊始，现在的“新生代作家”当中就有人发表了某些显示其端倪的作品，不过在我看来，“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从整体上取得对于先前的其它作家群的抗衡，以至于渐渐形成观念、题材和手法上的一定优势，却是在1994年之后。作为对这一观点的辅证，我将指出：在1994年前，（1）“新生代作家”中许多活跃分子，像徐坤、邱华栋、刘继明、何顿等，尽管写作远非自1994年始，但真正引人关注的作品却是在这之后发表出来的。（2）“新生代作家”的两个主要支系南京作家群和北京作家群，都还没有来得及呈现清楚的轮廓。（3）《大家》等四刊一报基于“新生代作家”而合作的“联网四重奏”尚未运行，同样，类似于《青年文学》、《山花》基于“新生代作家”的栏目“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跨世纪星群”等亦未开设。以上数故，我主张将“新生代小说”立足于文坛的时间定为始于1994年。 “新生代作家”有“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别称。这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以至于四十年代，形成一个对照。这种年代的差别意味着“新生代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未成年，因而在世界观、价值观、精神气质以及人生经验上并未与之形成深刻的联系，相反，当他们有能力开始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时，中国社会已转入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时期。显然，这会使他们更易于适应今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较少体验到不同的时代背景同时作用于心灵的那种矛盾冲突和痛苦。此外，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更重要的影响也许在于，不同的时代提供并规定了完全不同的文学观念和读书单。很明显，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他们贪婪地吸吮智慧的年龄，几乎只面对单一一种（被认定为合乎准则的）文学观念，即便他们内心不满意于此，却在事实上无从接触其它文学观念；而社会的出版业状况也无形中规定着人的阅读选择，几乎每个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都会告诉你，苏联小说对他们文学修养的形成有着极特殊的意义。然而，对出生于六十年代以至于七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来说，在同样的年龄里，他们所面对的文学观念早已不再是那种单一的局面，尽管大学教程中所规定的文艺理论内容或许仍未脱此窠臼，但这种小小的限制在十分丰富的社会信息面前已显得微不足道，随便翻开一本即时出版的文学刊物，他们就能接触到当代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文学观念；在文学作品的读书单方面更是如此，如果说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曾经热衷于阅读苏联小说只不过是因为它们较诸国内作品而言更富于现代人文气息的话，那么，在八十年代亦即正当“新生代作家”二十岁上下，需要狂热地自主地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苏联小说的上述价值早已被因为开放而涌入的欧美小说冲击得无影无踪。 以上两个主要特点，可能赋予了“新生代作家”前所未有的一种品质。这品质的第一个方面，我认为表现为“新生代作家”在八十年代小说界乃至整个文坛潮起潮落的往事面前较为超脱，他们不会把自己视为某一潮流中的人，既不必留恋什么，亦不必割断或摆脱什么——这种显而易见的优势在于，他们不必认同于一种此前小说创作的某一阶段及其经验模式，换言之，他们尚未进入任何“角色”之中，这恰恰使他们可以利用时代的新变，寻求小说新的生长点，并借此替自己创造一个“角色”。在其次的另一个方面，“新生代作家”某种意义上是置身于八十年代文学问题之外的，那些曾经对八十年代作家构成压迫并激起他们对立、抗争欲望的问题，在“新生代作家”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之争、在叙述方式上选择个人化姿态还是大众化姿态、创作是否要追求知识分子价值的体现、西方小说是否是中国当代作家必须摹仿的范本或者创作起点，甚至于当在作品中写到性的时候是不是在向某种道德观念进行勇敢的挑战……等等，这些曾是八十年代作家染毫伊始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对“新生代作家”来说却都是可有可无的了。理论上，由于从八十年代的文学问题中走了出来，“新生代作家”的写作心态应该说更平实更自由。 毫无疑问，逐渐“走出八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又面临了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隐含着鲜明的物质和精神的时代特征，并影响着小说的艺术选择和表现。所以同样必须指出的是，摆脱八十年代的文学问题，固然使“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更可能立足于某个新的起点，获得相对自由的意识，但是，这种写作无疑又开始受到某些新问题的困扰和掣肘。几乎可以肯定，新的限制将导致另外一些片面性和缺陷。 题材：向“城市”转移 1992年，贾平凹因为在城里住罢二十年居然没写过一本城市的小说而不安，于是“逃离到了”乡下苦苦地写他日后最有争议的一部长篇小说《废都》。书出版后果然引起轩然大波，为它解囊或气愤地抵制它的人，都把目光盯在那些ロロロ上头，很少有人注意作者的初衷和本意在于涉足城市文学创作。不过，我们还是听到了这样一种说法，称《废都》为裤脚上的泥巴还没洗干净的“城市小说”，其所指并不隐晦，它无非是暗示《废都》的作者本质上是一个乡土文学作家，不熟悉也不擅长写这类题材。 这个看法颇有道理，只不过这种现象远不是个别作家才遇到的问题。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城市”对于我们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当然，我指的不是城市户口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一系列待遇，那肯定会受到高度重视的。而是人们对于“城市”的感觉。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作家愿意选择在城市中而非农村过日子，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创作对象的话，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身居城市的作家们怀着深切的感情不断写出一部又一部农村题材小说，却对他们身边的城市无动于衷，这几乎成了几十年来文学创作的一个固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