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内地文坛具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相异，独立发展于自由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地区的香港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 第一，它保留了与内地主流文化相异的另一种观察世事的角度。1949年以后，内地的文学从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自主，变成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充满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而五四以来所开创的文学的优良传统——批判现实的功能和启蒙的功能则还保留在香港作家的创作中。香港作家夏易、阮朗、舒巷城的作品，就以理想的尺度烛照出香港社会的黑暗。香港文坛还容纳了像张爱玲和徐訏这样一些曾被革命阵营视为异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政治对垒相对减弱的今天，更显示了不灭的社会价值和人性价值，张爱玲的作品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了法治的问题，徐訏的作品向我们显示了一个雍容、平衡、和谐的世界。 第二，香港文学的偏于大众化和偏于民间性的特点，与内地文学的精英取向、教化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满足了读者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为文学如何争取读者提供了经验。人的思想意识和传媒的影响密切相关，读者在不加思索地享用别人的思想成果的时候，实际上也接受了被反复重述过或被汰选过的经验。根植于香港民间的通行文学更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总是追求新艺术趣味，继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之后，又出现了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更有一些作家以“怪论”的形式说出了自己对香港社会的新感受。在取悦读者方面，香港文化商人也作出了许多新尝试：先是搞报纸促销，然后推出不同包装的小说明星，最后是以生产商品的方式来经营文学，以便获取更大的名利双丰收。 第三，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化把香港文学推向前卫，小说所采取的语言文字和体裁形式都有了创新，小说的内容更是表现出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及生活形态的变迁，给内地文坛灌注了崭新的精神与活力。50年代，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就已经开始从人本的角度反观政治与经济，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60年代刘以鬯等人的创作更是以“技巧即观念”的姿态表现出不向流俗低头的美学力量。以后，西西、也斯等人不断探索新的形式为都市化的香港塑造形象，造就了一批面貌全新的小说。90年代，也斯的《布拉格的名信片》，很好地实践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主张。 由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明显，香港作家总能按照自己的艺术趣味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香港文坛看来比内地文坛更活泼多姿。 二 香港处在中国和西方的交接地，一直以来就受着双重文化的影响，香港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学，这种文学有着流动的特点。就创作的主流方向而言，半个世纪以来的香港文坛，大致可以分作几个阶段。 50年代以“内地文化的回顾”为主流。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开始处于相对隔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的影响使香港发生巨震，香港出现了工人罢工、政治骚乱等事件，港英当局面对这一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和公布了多项法令和条例，这些法令和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香港政府对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抵制态度。这样的政治背景，大致确定了当时香港作家的阵容。正如黄维梁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大量左派作家返回内地，很多非左派作家则离开内地，到了香港、台湾和海外。50年代香港，成了逃亡作家的庇护所。”（黄维梁《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原载1989年《香港文学》）这批南迁作家的到来，为沉寂的香港文坛的复苏贮存了巨大的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抗美援朝，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由消极的静观到积极部署，台湾在香港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建立基金会和文化协会，资助出版社，以高稿酬买稿子。一批南下作家趁机抒发战乱后内心的创痛，作品题材多为对故国山河的眷念，战乱流离的飘泊，与抗战前后人物事迹的描述。 这个时期，新中国政府也开始在香港做文化工作，创办了一些有规模的文艺期刊，也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 50年代的香港文学，政治壁垒分明，政治观点不同的作家以小说的形式打政治仗，各为其所依附的政治权力服务。然而，当作家透过自己的头脑“再次呈现”生活的时候，作家往往会被政治观点以外的因素所左右，作品虽然包含有一定的政治观点，但浩瀚的生活决不是狭隘的政治观点所能包容的。正因如此，我们才在有政治倾向的作品中，读出更为丰富的内容。与此同时，在南下作家沉迷于政治、怀乡、爱情的时候，香港一批较年青的作家创办了《文世新潮》，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在香港生根。 60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学的萌发期。随着美元文化的撒退，香港文坛上的喧哗逐渐沉寂，处于从怀念乡情转向面对现实的低温期。由于香港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毫无建树，香港文学便出现向民间化发展的倾向。作家们的写作速度开始加快，作品思想容量开始减少，流行成分开始加强。也就在此时，梁羽生、金庸等人为报纸促销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尝试，大获成功。依达的新派流行言情小说也取代了杰克（黄天石）、望云（张吻冰）的旧鸳鸯蝴蝶派小说。三苏针砭时弊的怪论也大受香港市民的欢迎。 在国外，流行小说一直被视为低层次文化需要的较次等的文体。60年代后越来越盛行的香港流行小说，似乎打破了这一说法。这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的阶级文化冲突不如欧美明显，没有真正的文化主导力量鼓励人们读高雅的文学作品，更因为香港是个鼓励流行小说创作的地方，从事流行小说创作的都是些较高层次的文化人，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是它主要的运转环节。香港文化因此也就主要是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俗文化，它首先以迁就广大消费者的需要为目的，受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所控制。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香港的不少文化人作出了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