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新小说的萌芽时间，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在1928年前后，本文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应该是1924年7月1日，其标志是《英华青年》的重新创刊。本文在探讨香港新小说的萌芽时，对香港的政治、文化环境做了考察，对香港新旧文学的交替进行了“史”的梳理，并且将香港新小说与内地文学联系起来做了比较分析，从而表明香港新小说的发生既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又有受内地文学影响的更为广阔而深远的文学和文化背景。 一 自1842年香港割让英国之后，这个蕞尔小岛便脱离了它的母体中国。随着九龙半岛和新界的陆续割让，它的政治、经济、战略地位对于英帝国主义便愈益重要。而在文化侵略方面，英国和日本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方式。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之后，推行了十分残酷的“皇民化运动”，不许台湾人说中国话、写中国字，一律使用日语，妄图让台湾人忘记他们的中国血统，从而将他们彻底奴化。1931年日寇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因为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未能像在台湾一样推行“皇民化运动”，但在强力推行日语教育和传播日本文化方面，和在台湾并无二致。而英国之于香港，则采取了比日本远为缓和的方式。港英当局虽然也推广英文，但它主要是通过开办各级、各类学校来逐步实现，除了官方文书，它并不限制居民说汉语、写汉字乃至实施汉语教育。因此，香港长期中、英文同时使用。特别在下层社会，汉语依然像过去一样，是主要的语言交际工具。另一方面，港英当局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也完全不加禁锢，而是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如此，它对中国的“国粹”（主要是孔孟之道）还采取了积极倡导的态度。1927年夏，港英当局决定在香港大学设立“华文系”，港督金文泰在“督辕茶会”上大讲成立“华文系”的重要性，大讲“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的学问”，重视自己的“大道宏经”。他接过胡适“整理国故”的口号，要中国青年学子克服困难，“发扬国光”，让“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①a]。 金文泰的上述演词，形象地表达了港英当局的态度：以华制华、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来驾驭、统治港岛上的中国人。 港英当局的这种态度，客观上推动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诗、文、小说的发展而没有使之断袭。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香港小说和清末民初的大陆小说可谓大体相同。 现有资料表明，19世纪末年虽然出现了《循环世界》等报纸副刊，但文艺的比重并不高。直到1907年初，才有了香港第一家文艺刊物《小说世界》的出现。同年底，以翻译为主的《新小说丛》也宣告问世。四年之后，则有持续十一年之久的《妙谛小说》创刊。从现存的《妙谛小说》第4期大致可以窥见这一时期香港小说的一般状况。第一，该期的长短九篇小说全部是文言；第二，一些小说浸透了陈腐的封建观念，特别是那篇连载“节烈小说”《吴烈妇传概》，更是赤裸裸宣扬节妇烈女；第三，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充斥着插科打诨、下流色情，特别是那篇连载“滑稽小说”《呆儿游沪记》，表现得尤为充分；第四，《侬命薄》、《孤女泪》等长篇连载表现的是红颜薄命等鸳鸯蝴蝶派的常见主题；第五，“醒世小说”《陈璞》、侦探小说《易子惨报》、《黑店谋杀案》等写出了社会的复杂和人心的险恶，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但又往往陷入自然主义的为惨烈而惨烈的描绘之中；第六，小说类型也像京沪等地那样，“言情”、“纪实”、“节烈”、“醒世”、“滑稽”、“侦探”等应有尽有，分类也同样极不科学，尤其“节烈”和“醒世”概括的是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它们是无法充作小说类型的。以上种种，和当时京沪等地流行的文言小说，可谓大致不差。 香港小说的这种落后面，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京沪等地曾出现了以林纾（琴南）为代表的“国粹”派对新文化运动的诬蔑和攻击。流风所及，港岛也有明显呼应。1921年创刊、罗五洲主编的《文学研究录》就是香港“国粹”派的大本营。1924年创刊的《小说星期刊》第1期上，还发表了主编罗礼铭题为《新旧文学之研究和批评》的文章，猛烈攻击白话不如文言。而文言小说的创作，也一直延续不断。1921年创刊的《双声》（黄昆仑、黄天石主编，《大光报》印行）以及《小说星期刊》上，都有文言小说。直到1929年，还出现了一本全部文言的《小说旬报》（梁骚雅主编，香江旬报社印行），更不能不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回光返照了。 中国的言情小说源远流长，明清小说中不乏其例。言情小说一直在两条平行线上发展：一是和社会人生派小说结合，把男女之情融入整个社会生活中，《红楼梦》是其卓越代表；二是脱离社会人生，只写佳人才子，男女私情，缠缠绵绵，卿卿我我，明清小说中的《平山冷燕》（荻岸山人编次）、《玉娇梨》（张匀著）等即属此类。这类小说又发展为二：一为清代之“狭邪小说”，专写妓女嫖客之风流韵事，著名者有《品花宝鉴》（陈森）、《花月痕》（魏秀仁）、《青楼梦》（俞达）以及《海上花列传》（韩邦庆）等；一即为盛行于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或曰《礼拜六》派。这派小说的特点是把“盲情”引入猥亵下流，堕落为低级趣味的文学赝品。《礼拜六》曾刊出这样的下流广告：“宁可不娶小老
，不可不看《礼拜六》”。足见其品位之庸陋低劣。鸳鸯蝴蝶派的有些作品（特别是开始阶段的作品，如徐枕亚的《主梨魂》等）并非一无足取，问题是整个倾向越来越糟，大量作品都变成了低级趣味的文学垃圾。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在上海，这正是上海十里洋场的特定社会环境使然。鸳鸯蝴蝶派的读者群主要为两种人：一是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公子哥儿、太太小姐；一是广大小市民。上海数百万居民中正不乏这两类人物。除了艺术趣味的低劣外，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另一致命伤为越来越公式化、概念化。人物总是“翩翩公子”、“绝色佳人”，故事则不外男女双方一见钟情，而中生变故，或曲折而团圆，或不幸而殉情，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无非是“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越来越让人倒胃口。鸳鸯蝴蝶派为了哗众取宠，在分类上大用心思，什么言情、艳情、奇情、哀情、悲情、侠艳，应有尽有，后来干脆扩大为警世、武侠、黑幕、娼门、侦探、滑稽、神怪、宫闱、纪实……变得无所不包。“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郑振铎、沈雁冰等曾予鸳鸯蝴蝶派以猛烈揭露和攻击。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新文学的发展，至二三十年代之交，鸳鸯蝴蝶派基本走到了穷途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