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通俗小说四阶段 如果说中国的通俗小说是在晚清开始了向现代意义的转折的话，那么，大致可以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是从民国的建立开始的。[①]一部现代通俗小说史，便也可称之为民国通俗小说史。 目前唯一一部民国通俗小说研究专著的作者张赣生将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通俗小说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12年至1919年是第一阶段，这是由晚清小说向民国小说的过渡阶段；1920年至1929年是第二阶段，这是民国南派小说的兴盛时代；1930年至1949年是第三阶段，这是民国北派小说崛起的时代。”[②] 张赣生承认这种划分“界线当然不会很精确”，[③]“其间存在着某些交叉现象”。[④]因为南派和北派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是两代人”，[⑤]而且“还有艺术风格上的差别”，[⑥]所以他又把“民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分为前后两段，前二十年是南派为主，后二十年则让北派居上。”[⑦] 本文认为，用南派、北派作为划分标志，虽明快醒目，但未免失之简单粗略。南派北派的概念，本身便缺乏比较精确的科学定性。这一称谓或许发源于鲁迅《有无相通》一文的启示：“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⑧]然而鲁迅此处的“北方人”和“南方人”并非意指北方作家和南方作家，细读原文可知，“北方人”指的是“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南方人”指的是“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也就是说，作家是都包括在“南方人”里面的。 实际上，张赣生所划分的南派、北派，其差别并不在地域，而在于时代。首先，作家的籍贯或创作地点与其所属派别之南北不尽相符，如被列为北派的张恨水是安徽人，还珠楼主是四川人，陈慎言是福建人，而张赣生认为“久居天津，曾受还珠影响，并在天津成名，应属于北派作家”[⑨]的朱贞木，却又“风格近于南派”，“把南派顾明道的风格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⑩]致使张赣生颇难自圆其说。 其次，南派与北派并非对峙于同一时空。先是“南派”独霸通俗文坛，那时尚无“北派”的影子。而“北派”崛起之后，“南派”便“由盛转衰”，张赣生解释说“也可将北派通俗小说视为南派通俗小说的发展。”（11）“后二十年北派居上时，才真正进入了民国通俗小说的新纪元。”（12）既然如此，何不简捷地分为前期、后期。以共时性的概念命名历时性的对象，徒滋纷乱。 何况，对南、北两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判断也与文学史实颇有凿枘。比如在“南派为主”的20年代，北方就有董濯缨的《新新外史》，在天津《益世报》连载达12年，名垂一时；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正集出了8册，续集又出了8册，加上《英雄走国记》、《大侠殷一官轶事》等，与南方的平江不肖生“一起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13）号称“南向北赵”；至于张恨水，他本人最看重的三部大作均诞生在20年代——1924年《春明外史》，1926年《金粉世家》，1929年《啼笑因缘》。而到了“北派居上”的后20年，包天笑、程瞻庐、顾明道等南派作家也迭有力作问世，特别是秦瘦鸥1941年发表的《秋海棠》，冠绝通俗文坛，轰动四方，再加上一批受新文学观念影响较深的后起之秀，难道把他们都解释成“身在南方，实为北派”或“南派受北派影响后之自然发展”不成？ 所以，对于南派、北派之称，只能在不十分强调精确的语境中，出于对习惯提法的尊重，姑妄言之。南派、北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风格差异，还可仔细研究，但不宜用来划分阶段，现代通俗小说的分期，应从更广的视角来加以判定。 把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约定在民国肇元的1912年，基本不成问题。除了文学创作背景的巨变之外，还有两部重要作品可看作标志——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均在这一年问世。那么，此后的第一次转折发生于何时呢？张赣生定为1919年，理由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在小说方面，批判的矛头直指上海的通俗小说。”（14）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学的起点，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不但改变了通俗小说独霸文坛的局面，使通俗小说面对一个崭新的生存环境，而且迫使通俗小说调整自己的姿态，变革自身的面貌。所以，以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分界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新文化运动并非始于1919年，而应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李大钊早在1916年就痛斥当时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15）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许多文章都对通俗小说大张挞伐。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云：“余赞成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而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16）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批评时下的新小说“全是不懂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17）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批评当时的“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著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18）这些都在1919年之前。只是到了1919年，斗争进入高潮，出现了钱玄同《“黑幕”书》，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周作人（仲密）《论“黑幕”》、《再论“黑幕”》，鲁迅《有无相通》等重要批判文章，而通俗小说方面则有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等文章进行反击。 实际上，通俗小说界在1916—1917年之际，自身已经出现某些谶讳似的征兆。如鸳—礼派的代表性刊物《礼拜六》于1916年4月29日百期停刊，在这两年停刊的还有《中华小说界》、《民权素》、《眉语》、《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余兴》、《小说海》、《春声》等著名期刊，而1919年停刊的仅有《小说丛报》和《小说季报》，而此说亦不甚可靠。（19）1916年，虽非鸳—礼派但被视为鸳—礼派精神之父的苏曼殊写罢了他最后的作品《碎簪记》和《非梦记》，鸳—礼派骈文支派的开山鼻祖徐枕亚出版了他最得意的《雪鸿泪史》，自叹“江郎才尽，从此搁笔矣！”（20）“而1917年，被誉为“现代通俗文学的无冕之王”（21）的包天笑，竟几乎与胡适同时，倡导“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而变为俗语之文学。”（22）凡此种种，均表明通俗小说的第一个转折点定在1917年要比定在1919年更有说服力。有关著作，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也均在分期或进行资料统计及定量分析时，把1917年作为一个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