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报导文学介入现实人生 古蒙仁，本名林日扬，1951年10月5日生于台湾云林县虎尾镇，中学时期即开始文学写作。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后，耽读于西洋和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并于1972年3月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盆中鳖》，引起文坛的注意。 古蒙仁早期以小说创作为主，先后出版了《狩猎图》（后改名《梦幻骑士》）、《雨季中的凤凰树》等小说集，其小说创作也可约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古蒙仁主要着笔于其学生生涯的周遭情事——“描写校园的生活，刻划男女学生的情爱，以及学院教育与个性的对立等”[①]。作品不时流露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或显露现代主义影响的明显痕迹，其原因在于古蒙仁和许多战后新生代作家一样，在其广泛吸收文学营养时，正值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占主导地位。当时他的主要兴趣，即在萨特、卡缪等现代派大师以及本地的《现代文学》等刊物上。另一个原因是古蒙仁为陈映真的作品所吸引，从而有意无意地仿效陈映真早期的一些现代主义色彩的创作。 从《梦幻骑士》等开始，古蒙仁的创作更切近了乡土的现实。如《碧岳村遗事》因较早触及高山族生活题材而凸显其重要意义。更为引人注目的苦苓湖系列作品，以“树仔叔”一家为焦点，反映了农村遭受现代城市文明冲击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尽管这些作品的主题与当时高倡的乡土文学并无二致，但在艺术表现上仍有一定的区别。如古蒙仁的小说语言较为文绉，人物对话未能透显乡土蕴味和个性特征，甚至老农讲的话也如知识分子一般；同时，他的小说铺叙较多，有时象流水帐一样展现生活流程，而缺乏如中国古典小说那样的截取生活断面的精练结构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与悬念。如将他和洪醒夫作一比较，其区别是显见的。不过，这反倒使古蒙仁更符合从小接受同一制式教育的新生代作家的整体特征。 古蒙仁对台湾文坛的突出贡献，则在于报导文学领域。他在70年代以来台湾报导文学从无到有、蔚然成风，并形成了有所不同于大陆报告文学的特殊风貌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台湾的报导文学可说是时代的产儿。70年代初台岛风云变幻的时代氛围及由此引发的青年学生运动，直接促成了报导文学的崛起。首先，这时发生了几件对台湾极具震撼和冲击性的重大事件，即1970年11月开始的钓鱼台事件，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以及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台湾与日本断绝“邦交”等等。特别是钓鱼台事件，使台湾同胞看清了“美国与日本互相勾结侵略中国的丑恶面孔”，民族意识遽然觉醒，“于是几十年来难得过问国是的国内大学生们纷纷在校园举行国是座谈、举行示威游行”，也公开援引了“五四”运动和对日抗战时的爱国口号，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觉。面对一些在变局中表现出自私、投机、逃避现实的人，青年学生深刻体认到：“我们能做、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是要在这个地方脚踏实地，向下扎根！”[②]其次，在台湾岛内，工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却带来了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农村面临破产，农产品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在鼓励工商经济发展的政策下被牺牲，“这种现象自然被爱国的、希望在社会扎根、热情地要改革社会的民众和知识青年所不满”。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个颇具规模的青年社会运动应运而生。大学生们“憬悟到校内清谈不足济事”，纷纷成立“社会服务团”，上山下海，对各种农林、渔村与工矿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和了解，使得“许多原来被隐藏掩盖着的劳工同胞们凄惨的不平的生活现实被无情地揭发了”，如各地工厂危害工人健康的职业病，美、日商人虐待中国工人、鱼肉农民、污染环境等等，而如矿灾的拯救、工人权益的保护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③]。台湾的报导文学创作，就是伴随着这一运动的展开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此外，报导文学的崛起还与发生于70年代台湾报刊界的所谓“媒体革命”有关。其中由高信疆执编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扮演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重要角色。当报导文学刚出现于该刊时，编者即“鼓励作家走出闭塞的自我，扩张关怀社会的使命，把写作题材导入现实的挖掘”[④]。1975年11月18日，“人间”副刊上被命名为《现实的边缘》的报导文学专栏开始刊出。该专栏分为域外、离岛、本土三篇，其中报导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历史与地理的“本土篇”规模最大。此后，《联合报》、《台湾时报》、《民生报》、《自立晚报》、《台湾日报》、《民族晚报》、《台湾新闻报》以及《综合月刊》、《户外生活》、《大同半月刊》、《皇冠》、《汉声》、《时代周刊》等杂志也纷纷以显著版面开辟了报导文学的园地。1978年起，更陆续有报纸的报导文学奖的设立，无异于正式承认报导文学进入文学殿堂，甚至有以刊登报导文学作品为主的专门刊物，如《人间》杂志的问世。 台湾的报导文学，由于崛起于一个特定的时空，从一开始除了一般报导文学均具备的现实反映，特别是底层民众、特殊族群困窘处境的反映功能外，还纵笔于环境保护、人文关怀等领域，从而形成了三大题材系列。现实反映系列包括对一些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如突发性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件，以及诸如政策不当，分配不公、贫困失业、暴力犯罪等触目可见的社会弊端的报导或批判。环境保护系列因涉及了当前台湾关乎生存的重大问题而在报导文学创作中占有特殊分量。人文关怀系列包括对于一些具有较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如民俗风情、文物古迹、山地文化等的发掘和报导。这类作品有时并不着重于揭露社会弊端，反而立足于彰扬某些社会优秀人物的优良品格和行为，显示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和方向；有时并不局限于对现实的考察，而同时把目光投向幽邈的历史，试图寻找现实弊端的历史根源，将历史和传统作为现实观照的参照系，以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更深刻的把握。这一取向正与70年代以来“关怀现实，回归传统”的文学主潮相吻合，也是台湾报导文学有别于大陆报告文学的特征之所在。古蒙仁的创作对于这一特征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历史文化精神向报导文学的注入 当高信疆开创《现实的边缘》专栏时，古蒙仁即是首批作者。无疑的，他从事报导文学创作的主要动机在于加强对现实的直接、及时的反映。他曾表白：当时“正值本土文化运动高唱入云的时候，许多年轻的声音，在急于找寻我们的根；许多热切的心灵，忙于诊治我们社会的病；更多更多的年轻人，都在许多默默地努力中，奉献了他们一己的热情与爱心”，在此大背景下，“我的笔锋也跟着一转，投身到更直接、带有更多问题意识的报导文学路上去了”[⑤]。虽然他仍未忘情于小说创作，甚至想通过小说，在报导的基础上，将普通的生活经验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但结果似乎未能如愿，小说没再写多少，报导却断断续续地写了许多，这就是先后出版的《黑色的部落》、《失去的水平线》、《台湾乡村小调》、《台湾社会档案》、《天竺之旅》等令文坛瞩目的报导文学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