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 六十三年前，瞿秋白在他那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把鲁迅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莱谟斯——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 这是一个确当并为鲁迅本人所首肯的比喻；因为鲁迅虽然出身于绅士阶级，却从中国劳苦大众的母体上吮取着精神养分。他涤除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铸就的奴才式的家畜性，而具备了反叛一切邪恶势力的野兽性，最终成为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民族英雄。 绅士阶级的卫道士对于本阶级的叛逆者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 那些对鲁迅作品浅尝辄止的人们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鲁迅尖刻，好斗，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鲁迅待人是宽厚的，也很少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倒是那些反对过鲁迅的人们，对鲁迅采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在政治上给鲁迅栽脏，扣帽子：说鲁迅靠日本特务的津贴出书，或被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在学术成就上对鲁迅进行贬损：说鲁迅小说只有一两篇可取，鲁迅杂文嘁嘁嚓嚓，挑是拨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之作，读鲁迅的译文比读天书还难，鲁迅的文风是“流氓风格”……甚至还用污言秽语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说他“醉眼朦胧”、“南腔北调”、“满口黄牙”……个别对鲁迅恨之入骨的人，更以撤职、起诉、呈请通缉等方式对鲁迅进行迫害。直至临终前不久，鲁迅还梦见有人埋伏在两旁，准备在暗中对他进行偷袭。在世界文豪当中，像鲁迅这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者，恐怕是绝无仅有。 面对五花八门的攻击，鲁迅最初采取的态度往往是隐忍退让——尤其是对青年，更默然甘受损失。直到退避到棺材里还有戮尸之虞，他才奋起反击。所以，鲁迅论争文字留存的“纸上声”，其中自然不乏战叫，但的确夹杂着被咬噬之后的伤吟，恰如他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中所言：“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然而，由于鲁迅是一位终生荷戟、寐不卸甲的战士，所以在他全部遗著中，最闪光的也正是他那些“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论争文字。这恰如他对章太炎先生遗著的评价：“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且介亭杂文未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众所周知，最早为鲁迅赢得文坛声誉的是他的小说；而鲁迅日后的作品又有力地证明了他具有纯熟驾驭各类文体的卓越才能。但鲁迅终生选择的主要文学样式却是杂文。究其原因，无疑因为杂文是一种战斗的文体，更加适合于鲁迅的战士本色和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鲁迅将他作为哲人的睿智和作为诗人的激情全部溶入到他的近千篇杂文当中。他既吸取了英国随笔（Essay）形制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使杂文这种文体成为了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利器，给封闭僵滞的旧中国注入了活力和生机。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肩负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历史重任，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大多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展开，尤其是他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犀利，具有内在系统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多变。鲁迅置身于反击国民党政权文力征伐的前哨——上海。面临明明暗暗的敌人，他更加重视发挥杂文这一武器短兵相接的功能，作品的主题也因之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针对性。鲁迅创作小说、散文、散文诗乃至于发表学术讲演（如《魏晋风度与文章及酒与药之关系》），也往往是为了表达他的思想和战斗哲学，决非“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学术而学术”。 五四时期中国现实社会中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反映在文学领域就形成了提倡白话文的激进派与维护文言文的守旧派的斗争。在这场论争中，鲁迅“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热风·题记》）。也就是说，鲁迅并没有跟旧文学营垒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展开正面交锋，而只是集中火力对付那些“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人物，如《学衡》派、《甲寅》派诸公。 《学衡》派以留美学生为骨干，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帜。与“孔教派”、“国粹派”的不同之处是，《学衡》派的学者主张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但在维护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维护旧文化中恒定的精神价值等方面，《学衡》派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稳定的同盟军，同样是阻挡五四新文化潮流的顽石。《甲寅》派代表人物章士钊也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辛亥革命前主持《苏报》，倡言革命，颇为人们称道。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却一变而为皖系军阀的高级幕僚，并利用他担任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大权，镇压爱国运动。明令尊孔读经，其危害更甚于《学衡》派。 在跟《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没有跟对手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扭打，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兜圈，而主要凭借自己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戳穿这批自炫渊博的旧文学的卫道者“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如他在《估〈学衡〉》一文中，只不过从该刊中随手拾来若干未通的字句，就“衡”出了他们的铢两，让这些跟国粹谬托知己的人窘态毕现。在《答KS君》、《再来一次》等文中，鲁迅以实例证明章士钊乱用成语，错解典故，文字庞杂，陋弱可哂，使他企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的角度证明文言文优越的图谋彻底破产。由于《学衡》派的人物尊杜威、罗素而贬马克思，而章士钊当时更是段祺瑞执政府中的核心人物，这就使得鲁迅跟他们论争的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而带有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