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言·天才梦》（1939）中，张爱玲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事实却非如此，她的冷漠、自私、乖戾、孤傲一类的性格缺憾以及个人生活不尽光彩的经历已逐渐为人们善意地忽略、遗忘（尤其近十年来）；相反，作为小说家和天才的“张爱玲”却引导着人们观察、理解这位乱世才女的角度与方式。她的一系列作品，《金锁记》（1943）、《倾城之恋》（1943）、《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封锁》（1943）、《年青的时候》（1944）、《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五四遗事》（1957）以及散文集《流言》，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奇有的异数，已被人们目为至美精粹的经典之作，并有“张爱玲体”之誉，甚至有过于揄扬的现象出现。客观地看，张爱玲毋庸置疑是一位广受读者欢迎的、不可多得的杰出作家，“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作出了她自己的重大贡献，有她不可替代的位置”，但又恰如钱谷融先生所言：“她还远够不上一个伟大作家。”[①]由此我想，尽量排开某些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力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张爱玲作品业已取得的成就及其客观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或许是我们作为后人与研究者，对这位富于传奇魅力的已故女作家的最适合的缅怀与纪念的方式。本文拟就张爱玲小说创作（1943—1968）的某些成就及局限，分别谈述一下我的一二意见。 之一：故事性时间与感受性时间* 很可能张爱玲没有读过下面这段话，但她明显意识到了： 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种物质对象之中，就象有些民间传说所说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那个对象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召唤出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②] 我以为，作为小说集《传奇》之作者的张爱玲，她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光怪陆离的洋场生活及封建遗老遗少的没落历史，更主要的，引起我莫大兴趣的，是在于她如同普鲁斯特一样，认识到或者直觉到了某种可能性，某种“通过那个对象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可能，某种对抗不可逆转的时间、追返“过去”的可能。似前者，穆时英、刘呐鸥、徐讦等海派作家，或多或少都曾表现到了；而后者，足以使张爱玲独步于现代作家之间。她说：“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③]人在乱世的仓惶与无所依归的感觉，在张爱玲是极深切极沉痛的了，她唯恐失掉“生命”这最后的唯一的真实，记忆，闪烁游移的时间片断，她都视为“生命的那个时刻”，努力地捕捉着，把握着。她小说中大量的繁复奇丽的象征，其实就是普鲁斯特所谓的“一定物质对象”，它们，像或欢悦或凄凉的月亮（《金锁记》），像拉过来又拉过去的苍凉的胡琴（《倾城之恋》），要么自身积淀着主体的人生感受和情感体验，要么作为触发的契机，唤醒生在可爱而又可哀的乱世的人的或沉痛或颤栗的生命瞬间，都是张爱玲追寻“过去”复现生命的中介之物。因为对这一可能性的不自觉的意识，张爱玲聚拢来了她对语言、叙述以及外部结构的娴熟处理技巧，又使她很早就感受到了“小说”所应该有的内在组织方式或结构原则。前一特点已经被人们普遍认识到，而后一特点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想重点讨论张爱玲小说的内部结构及其美学意蕴，而且在我看来，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与它密不可分。 作为一个早慧的女孩，张爱玲很早就立意做一名作家，七岁时就写出了第一篇小说。像这样一个人，那么早的就把自己放置在经验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裂缝之中，经受着两者无休止的撕扯，她会怀着怎样的自然的意愿去弥合这裂缝，去结构她的艺术世界呢？一般而言，作品的结构体式多少总包含有甚至决定于作家对于人生及世界的主观理解内容。俄国学者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说：“形式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④]对于经验的世界，张爱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导致了她对艺术世界的结构方法。她说： 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⑤] 在《流言·公寓生活记趣》（1943）中，又说：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整体的经验世界被张爱玲分做了两个部分，可解的和不可解的；单一的经验时间也被分做了两种类型，长的和短的。对人生及世界，张爱玲素来深抱着怀疑的与不信任的态度，“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罢？”[⑥]她认为，现实、人生大半是不可解的，满布着破坏与磨难，沉落在重重的黑暗，不必用一己之心去感知，而真实的可了解的可感知的人生，“人生所谓的‘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⑦]，即一些偶然的、刹那间的情境。经验世界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在张爱玲看来，是在两种性质极不同的时间之内展开的，不可解的、黑暗的、混沌的部分意味着长的磨难，可解的、清澄的、使人感动的部分意味着诗意的瞬短的人生，我把长的前者称为故事性时间，将短的后者称为感受性时间。在张爱玲的理解中，故事性时间内展开的一切不过是经验的事件，总在发生着的与己无关的事件，而感受性时间内展开的一切却是对我而发的，因我而有的，使人心酸眼亮，飞扬着诗意。一是无“我”之境，一是有“我”之境。不知觉地，张爱玲为自己栽下了一道藩篱，把自我收缩到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中去了。这种理解在张爱玲的创造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了她的小说结构。 她使用的是“联系”的方法，她说：“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⑧]具体到其小说创作，张爱玲用长的磨难联系短的人生，用故事性时间联接感受性时间。经验世界的两类时间经张爱玲的转换，成了艺术世界的两样叙述时间，并获得各自的实指语词：“时代”和“记忆”。她这样概括她的小说：“我……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⑨]“时代”与“记忆”是张爱玲小说中最重要的时间语词，时代代表的是漫长的磨难与黑暗，记忆则总浮现为蕴涵有主体生命体验的，或沉痛或欢悦的迅短的现时情境。张爱玲是个极精于世相又极清切质纯的人，在叙述过程中，对于不必用一己之心去感知不能动其心者，她将它们统统委给了时代，或附在时代宽大的背景下，凡俗的传奇故事，在她世故讥诮的语调下，被抽干为客观的故事过程，“时代”在这里是缺乏诗意的故事性时间；可用一己之心去感知触动其心者，张爱玲往往把它们处理为刹那的情境（记忆），在她质纯真切的叙述下，生命细微的深切丰富的感受使一切变得澄明透亮，“记忆”成了意义充盈的感受性时间。这样，通过经验时间与叙述时间的转换，张爱玲弥合了经验世界与艺术世界之间的裂缝，从经验世界转身到了艺术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