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刘以鬯的文学创作理念具体表现在：立足于创新而进行横的借鉴和纵的继承，以强烈的精品意识对待创作以及倡导诗化小说。作为创作信条，他自己一直恪守着，实践着，在文学活动中获得丰盈的成果；同时，这三者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是刘以鬯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 [关键词] 创作理念 诗化小说 创新 “娱乐别人” “娱乐自己” 刘以鬯是一位富于开拓精神、具有创造活力的优秀小说家，是一位不断提出新颖见解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是一位严谨的现代文学史的忠实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将中西文化艺术观念，加以融通、整合，形成自己的创作观念，并以此体味人生，理解生活，创造艺术，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学理念。 一、创新 刘以鬯的文学创作理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立足于创新而进行横的借鉴和纵的继承。 就气质来看，他是属于学者型的作家，这与他所师承的文化传统分不开。有一次，香港《开卷》记者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哪一个（中国或外国的）作家对你影响最大？”他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易回答。我只能这样说：我喜欢的中国作家有鲁迅、沈从文、端木蕻良、姚雪垠、台静农、废名等；我喜欢的外国作家有托尔斯泰、莫泊桑、奥亨利、巴尔扎克、乔也斯、福克纳、萨洛杨、海明威、V·吴尔芙、纳布阿考夫等；这些作家作品对我都有影响。”[①]这些作家，各具鲜明的创作个性，都有广阔的视野以及对人类精神困惑现象的不倦的探索；而在艺术实践中，又都具写实取向，并借助新的创作方法，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摄取题材，描绘人的不同命运。他们当中，不少人接受新感觉派的影响，作品的内容，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微妙心理；小说的形式、手法、技巧，多有创新精神。这些，为刘以鬯所重视。但刘以鬯对西方文学的了解与把握是深刻的，他在“横的借鉴与纵的继承”中，于纵横两方面又都作出“扬弃”，目的是写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作品，即严格意义上的“创新”。 关于这一点，他在下述三方面的观念，以及三者的关联，是有理论意义的。 首先，他倡导作家要“有实验精神和创新意图”，有了创新的内在要求后，会产生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把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作一种探索，力图革新。他说：“从事小说创作的人，要是没有创新精神与尝试的勇气，一定写不出好作品。”[②]因为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实验小说《喧哗与骚动》在内容以及表现所采用的全新技巧，富于探索性和创新的精神，刘以鬯在总结这些作家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指出：“‘多试验才能走出新路来’这句话的真实性，是不能否定的。历史是一个轮子，时间推动它前进，作家要是固步自封、墨守旧法的话，一定跟不上历史的轮子。”[③]他多次告诫香港青年作家：“我们不能再停留在模仿和借鉴的水准上，要想法超越国际文学的水准，要拿到文学‘奥运’的金牌”[④]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虽然重视学习和继承，但强调在学习中“扬弃”，以革新的精神来培养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他曾说：“写小说，说是完全不受别人影响，是不大有的，受影响看来是无可避免的，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否有独特的个性。[⑤]刘以鬯自己创作道路也一样。既接受中西优秀作家的影响，又在借鉴继承中创造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他顺应二十世纪文学多元并存的潮流，在多元的文学格局中探索。早年，在内地接受“五四”新文学的滋润，以后又接受了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致力于“实验小说”的实验。继而接受西方意识流的方法，在艺术上作多种实践，不断探求创作的革新。他说：“用五种文学上不同创作方法和技巧来写同一题材，摆在一起，也是想出点新的。文学作品贵在创新，但要弄清是不是新，比如意识流不是不能用，但在外国文学中已经是很旧的东西，不能单纯模仿。”[⑥]他主张文艺工作者“在表现时代思想感情时，必须放弃表面描摹，进而作内心的探险。”[⑦]反对模仿，贵在创新。因此，刘以鬯小说创作的成就，在于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的大胆追求、探索，从而创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新意。 其次，他强调对外国技巧的借鉴与吸取，应该“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他说：“一个民族的作家、艺术家吸收另一个民族文艺作品的技巧时，总不是全面的，无条件的；总是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特点。”[⑧]他重视把西方文学的新的技巧养料糅合中国本民族的精华，进行艺术创造，走出一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然而又是带着西方技法的崭新的艺术道路。在《酒徒》里，刘以鬯借“酒徒”之口道出了真谛：“我们可以吸收西洋文学的精髓，加以消化，然后设法从传统中跳出，创造一个独特的个性。”[⑨]刘以鬯针对着以为固守旧的中华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都是古老的东西的思想观念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开拓自己的创作道路。关于吸收西方艺术也总是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特点这个命题，他作了通俗的解释：“比方钢琴是一种西方的乐器，由一个中国人来演奏却不因乐器是西方的而失去本国风格，尤其是在演奏中国作品的时候。同样道理，我并不反对用芭蕾舞的形式来表演《聊斋志异》或《白蛇传》这样富于中国风土特色的故事。现在更有人用中国乐器来演奏西方作品，我看也无不可。在文学上，这类试验也应该可行。”[⑩]刘以鬯的试验与创新，实际上是主张在吸收中西文学的精髓之后，加以消化，进行扬弃，让中西传统结合，然后又从传统中跳出，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因此，他认为：“香港虽然文化气息不浓，但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保存中国的元气及持续。”(11)香港虽然是商业味极浓的社会，但也产生了像饶宗颐这样的学者。”(12)就如中国的新诗，出现了某些不可理喻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诗人刻意追求西洋化的新奇，甚至诗中加插外国文字，忽略了诗的民族性。”(13)在中西文学技巧的汇合与融通中体现出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特征，是刘以鬯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他提出，今后对于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指出表现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应该用新技巧；其次，有系统地译介近代域外优秀作品，使有心从事文艺工作者得以洞晓世界文学的趋势；第三，主张作家探求内在真实，并描绘‘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斗争；第四，鼓励任何具有独创性的、摒弃传统文体的、打破传统规则的新锐作品出现；第五，吸收传统的精髓，然后跳出传统；第六，在‘取人之长’的原则下，接受并消化域外文学的果实，然后建立合乎现代要求而能保持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新文学。”(14)这些要求，无疑是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带民族特点的独创性，而同时，这些要求也富于挑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