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当下诗坛的窘困和误区，试图从“五四”以来新诗历程的辨析和反思中找到症结所在和解决途径。文章认为，中国新诗从诞生到成熟，始终体现着东方精神的保持、寻觅的内质，诗体解放与格律组建、东方神韵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古典传统的文化积淀等构成了中国新诗的合理内核与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形而上学的偏颇，以东方精神为基调的新诗中国特色被淡化乃至遗忘，中国诗歌逐渐呈现西方现代主义的译解和照搬的严重局面。文章从思想内质、审美原则、语言表现力、诗歌形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东方精神的重建课题，期待着中国诗歌的再度复兴。 新诗现状，实在堪忧。在“朦胧诗”和“后朦胧诗”短暂的兴盛之后，并未出现真正的诗歌高峰。新诗歌美学原则的“崛起”恰恰对诗歌产生了消解作用；新时期的诗作从“新奇”堕落成为“怪异”，“荒诞不经”的诗句背后，隐藏着那么多“纯自我”的浅薄呼吁，那么多“超越”当代，鄙弃现实和群众的桀骜标树；诗歌成了“语言的回避”和大言不惭的“新象牙塔”。这些，形成了中国诗坛的严重凋败，这对历史悠久、天才叠出、异彩纷呈的华夏诗国而言真是一种耻辱和悲哀。中国诗坛失落了什么？失落的实质与原因何在？都需要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历程的辨析加以反思与澄清。 一、新诗历程中东方精神的保持与寻觅 中国古典诗歌到清代实现了最后一次繁荣与高涨，耗尽了内在的全部潜力而宣告终结。在梁启超、黄遵宪的诗论和诗作中，已经深刻地闪烁着“诗界革命”的火花。然而，旧体格与新境界的矛盾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课题，新诗潮的萌动必然要通过旧体格的被打破而得以迸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的姿态担负起这一历史选择的重任，并且打开了近乎一世纪的汹涌诗潮的大闸，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诗歌的面貌。以辩证法仔细品析以“白话诗”为起点的新诗运动，就会发现这样三个熟视无睹的关键。 第一，诗体解放与格律组建构成了新诗运动的内在蕴涵。“白话诗”实现了同旧体格的决裂，以汹涌豪迈的气势占领中国诗坛。但对传统的匆忙抛弃和对新诗格的草率构建，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形而上学的偏颇，以至引发了新诗体格范畴的纷争与对峙，而缺乏冷静的思考与历史的把握。简单地将“白话”确定为新诗体格，堵塞住同旧诗体格的一切通衢与联系，本身就带来不可解决的矛盾。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再度回溯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首领陈独秀和胡适的著名论点。陈独秀“文学革命军”之“三大主义”，旨在摧毁“藻饰依他”、“铺张堆砌”、“深晦艰涩”的陈年积习，从而“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参看《文学革命论》），这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说“八事”的实质是一致的。 白话诗的初期实践实质上是思想载体的更换和语言结构同西文逐步对接的过程，在同古典语言氛围背离的同时，留着新诗格淡淡的印痕，古典诗词的蕴藉变成了西方式的睿智与超然。胡适迅速地从旧体诗的白话化，旧体词的引申跨越到“诗须废律”、“做诗如做文”的具体实践。《蝴蝶》的诗史意义在于：探索出一条以白话的质白与简洁传达出词中那层孤然寂寞的含蕴的道路，实现了“八事”中的基本原则。它打破了传统诗词的外在律，也创造了一种新诗的内在律。问题也在于这种内在律随意性大，且易流于散漫。这就种下了诗体解放和格律重组于新诗运动中的基本矛盾。无论是刘大白民谣体的再造，陈独秀政论性的抒情，鲁迅隐喻式的杂文风采，还是周作人平淡隽永的小品演绎，沈尹默对古典词的散淡处理，以及刘半农对初期白话诗技巧的融会都显示了从古典传统格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之后思想情感的真挚与充盈，同时不回避对新诗形式与表现方式的多元探索的课题，经历了语言的改造，格律的摈弃，别样体裁的切入等种种努力的过程。刘半农关于“破坏旧韵，重造新韵”，“自造”、“输入”以“增多诗体”，“于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的主张，都是这一阶段新诗实践的总结，更主要的是充分体现了对新诗体格律构建的强烈意向。这比胡适所谓“作诗如作文”的口号实在要高明得多。遗憾的是，这种诗体构建的意愿从未真正纳入正轨，而总是被大量直白浅露、语言松散、结构残缺的白话诗的浪潮所淹没，尤其是被政治激情所遮掩和替代。自由诗派、象征诗派以及格律诗派的先后崛起与对峙都无法回避和摆脱诗体构建这一课题。自由诗派是胡适“作诗如作文”口号的延伸，象征诗派是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来标树新诗构架的尝试，而格律诗派的真正意义在于将创造新诗格律放在自觉的位置上，尽管很快销声敛迹，但它所标树的诗体构建原则已经积淀于中国诗坛，因而有1953年何其芳与艾青之争，即格律诗与自由诗之争。如果说此后20余年的政治风暴掩蔽了新诗体格构建的可能性，那么，新诗发展中种种不如人意之处又使人不能不总是想起这个悬而未决、欲罢不能的题目。这是类似构建永动机之类的千古难题，对诗人而言，更是个司芬克斯之谜。其实，诗体解放与同传统诗体的决绝是新诗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偏执之论，这一点，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论述。 第二，诗派的对峙和融会的尝试是东方诗韵与西方文化融合的反映。自初创时期开始，新诗的成就总是同弊病形影不离的。不断涌现出的新的诗派和诗人团体，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中波澜迭起的诗坛景观。而真正能给诗坛注入新的生命与推动力的，是那些善于取长补短、融会诸家合于一炉的诗人。从这一角度来观照中国诗坛，郭沫若、戴望舒、艾青是具有枢纽性诗史意义的三位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