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无疑是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在这部洋洋130万言的作品中，作家以一个现代史家的识见，围绕康熙雍正年间宫廷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展开充分合理的艺术想象，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历史风俗画卷，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本文拟就其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作一粗略的探讨。 艺术群像：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统一 作为历史小说，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活动构成历史。只有通过描绘历史人物的具体行动才能反映一定的历史。马克思说：“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生产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活动。”[①]克罗齐也曾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们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代人所理解的历史人物，不可能不打上“当代”的印记而只是历史人物本身。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还原到历史中去，以其思想来思想——即使能够如此，恐怕也难以为大多数当代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艺术作品中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之间的这种“间离”现象，就使得作家的艺术想象力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但是，作为特定的描写对象，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解释无论如何现代，又都必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是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的一种合理的、可信的解释，否则历史人物便失去其作为历史性存在的意义，最终也必然会影响到整部反映历史面貌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因此，文学作品中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应该包括“历史合理性”与“历史事实”两方面的含义，对两者分寸的把握往往成为历史小说是否成功的关键。在我们看来，“六经注我”式的“新历史小说”固然也为观照历史提供了某种新视角，但毕竟过于主观和“小说化”而与历史的本真面貌相去甚远，另外一些历史小说，则又过分拘滞于史实而不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缺乏艺术的感人力量，甚至沦为“史”的注脚。 将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较好地结合，正是《雍正皇帝》成功塑造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茅盾在谈到历史与历史艺术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作家必须在充分掌握史料（前人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历史生活），甄别史料，分析史料之后进行概括——到此为止，作家是以历史家的身份做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他要严格地探索历史真实。”[②]二月河在创作这部《雍正皇帝》时对历史（无论正史或野史）显然是花了极详尽的研究功夫的，这不仅表现在作品对发生于此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九王夺嫡、清理亏空、土民一体当差、西南改土归流、火耗归公、年羹尧与隆科多之狱等所作的生动细致的描绘上，更表现于作家对大量历史掌故，山川名物等细节的熟悉与准确把握上。对此，陈建功说：“小说写到了扬州、安庆，又写到了北京，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我非常挑剔，想发现它究竟有没有漏洞，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太大的破绽——比如他写北京的运河，枯水期只能到通州，水涨时能到朝阳门，这都是史料所提及的。作者不是北京人，但他对北京的许多建筑掌握得非常准确。”[③]这种对史实严肃认真的态度，为作家展开自由丰富合理的艺术想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其艺术想象具有了更大的历史合理性。 在这部以反映封建朝廷官场政治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小说中，作家的艺术想象主要是围绕着各种政治矛盾展开的。这种矛盾和斗争在雍正登基前，主要表现为因帝位传承而在各皇子阿哥间进行的帝位之争；在雍正年间，则主要表现为雍正巩固帝位与其他阿哥如允祀、允禵企图夺取帝位的斗争，其间更杂以雍正为刷新吏治、巩固边防、充实国库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在实行中产生的种种矛盾。作家长于驾驭重大的历史题材，精于揣摩帝王心术，围绕着这些复杂的矛盾纠葛展开合理的艺术想象，使各色人物，上至康熙雍正、下至众多皇子阿哥、王公大臣、文人谋士、市井细民，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充分地言语行动，演义出了一幕又一幕充满权谋机诈，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生动的艺术群像。 作家在塑造历史人物时，摆脱了惯常的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化的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之类的道德评判，而重视表现其历史活动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及其与个人的欲望、性格间所形成的悲剧性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塑造人物复杂丰满的性格和形象。 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在行动中所体现的“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给人印象深刻。如阿哥之间的帝位之争，既然帝位传承是“立贤不立长”，那么众位皇子阿哥各显其能、各逞其技以争取帝位继承权便合情合理，三阿哥允祉以诗文取巧，雍正以“耐烦不怕琐碎”见长，八阿哥靠广络人心铺路，十四阿哥允禵靠武功取胜等等，都是无可非议的，覓是必然的。他们的帝位之争，虽然最终有高下胜败之分，却难说有多大的好坏之别，作家显然也在尽量避免作情感或道德上的评价。又如，雍正登基后，允祀、允禵等因为并不服气于这位昔日似乎并不起眼的政敌，企图夺取帝位，处处与雍正作梗便理所当然，也符合普遍的人性。而雍正虽然一心想“做个好皇帝”，想“父子兄弟君臣和和睦睦”，但在这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形势之下，也只好对兄弟、儿子施以辣手。其他如年羹尧从雍正的肱股之臣到最后被赐死，隆科多由托孤之臣到身陷囹圄等等，都表现出历史人物行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中当然可能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因素，但是两者并不相同。因此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物合理性要求的破灭，看到了人在历史必然性面前的受动性及作为一种历时性存在的局限。那些曾经建立过文治成功、显赫一时的文武大臣如田文镜、年羹尧之流最终一个个烟消云散，固不必论，就是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天皇贵胄、皇子阿哥，最终也没能避免在帝位之争中败下阵来，或被发配荒远，或被终身监禁，或在囹圄中含恨瘐死的悲惨结局。而这场斗争的胜利者、颇有作为、貌似强大的皇帝雍正，不仅生前没能享受到多少功成业就的欢乐，而且最终也在对捉弄自己的命运的骇然中孤独地死去。尽管作家由于过分热衷于讲故事，而淡化了这种关于人的局限性的认识及历史的悲怆感，但细心的读者对此还是会有体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