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是从陕西走向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作家。文章分别从创作心理、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和创作方法等不同的角度对三位作家做出比较分析，既把握其相似之处，更注重发掘其间的差异与个性。 关键词 创作心理 主题意蕴 人物形象 创作方法 在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陕西文学以其强大的阵容、雄厚的实力与独特的风貌始终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路遥、贾平凹与陈忠实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艺术奇观。对于这三位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作家，笔者试图从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方法等多种角度进行一番平行比较，其意义在于探讨与把握三位作家在文学精神与审美价值上的区别与同一，面对这样一个内容非常庞大的论题，本文只能做出粗略的扫描和简要的分析。 路遥、贾平凹与陈忠实都是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这不仅意味着在题材意义上构成他们作品内容的相似性，同时更意味着其终生难以彻底剪断乡村文化的脐带。但是，由于地域文化、家庭环境时代风貌与个人经历的区别，在创作心理上便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路遥出生于陕北清涧，陕北既贫瘠又神奇，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块因被割裂而异象突出的地壳板块上，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共同铸造了该地区人们特殊的心理气质与性格，既善良又骠悍，既诚挚又豪放，既笃重又侠勇，在这块黄土厚垒、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盈荡着质朴的民风和豪爽的气概、充满着英雄血和美人泪，在保守和开拓的矛盾的交搏中，施行着创造性的进取和变革。这里的一切自然人文景观诸如沙漠孤烟、黄河落日，李自成的传说，刘志丹、谢子长的轶闻，一曲信天游，一阵腰鼓声，无不参与对少年路遥的心理建构，请看那一副黝黑的面孔和一部络腮大胡，足以透露出匈奴后裔的狂放与骠悍。贾平凹的家乡是丹凤县，属商洛山区，地处陕南与关中之间，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叉地带。在这块封闭、神秘的土地上，到处充满着诡谲怪异的传说，笼罩着一种浓郁的巫鬼文化的恐怖气氛。清澈见底的小溪，奇形怪状的山石，天空中的一轮明月，旷野中狼的吼叫和猿猴的哭啼，一首民谣，一段民间故事无不滋润着作家的心灵，引发起缥渺的情思。南国文化培育着他的温雅、浪漫的诗情与超然旷达的气质，关中文化又使他不失纯厚与平易。陈忠实是一条关中大汉，关中乃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仁义礼仪之乡，民风厚道，古朴纯正，心态保守。在这块藏龙卧虎的土地上，曾经漫卷过多少战争的风云，有过多少英雄的梦幻与历史的辉煌，眼望着连绵高隆的帝王墓陵，雄浑奔放的西汉石刻，气势磅礴的兵马俑，寻觅散落于野外的秦砖汉瓦，耳听一声苍凉的秦腔叫板，都能感觉到历史有力的回应。在陈忠实那张刻满皱纹的异常严峻的面孔上，分明透露出历史文化的沉重，陈忠实在笃实坚毅中缺少平凹的温婉与洒脱，在沉稳质朴中没有路遥的豪放和激情。 在路遥凄凉的少年记忆中，永难忘却从清涧到延安那一条曲折漫长的山道，因为他在7岁那年，就由父亲领着经过这条山路被送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在那场生存空间的大转移中，他一颗幼小的心灵开始品味人生的苦难，其后，在求学的道路上，不仅忍受着饥饿的折磨，而且在城乡生活的落差中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卑。但是，他没有被苦难扭曲，更没有沉沦与麻木，反而在自卑中激发出一股战胜苦难的抗争精神，一种生机勃勃的人格力量。苦难使路遥思想早熟，使他一生中始终以悲天怜人的眼光，大慈大悲的气度，敏锐的感受与捕捉现实人生中的沉重与苦涩。贾平凹出生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其父亲是乡村教师，在乡里人看来这个家庭已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因而，平凹在少年时期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化人的熏陶，这个家庭尽管贫寒，但却充满着温馨，使平凹没有遭受到路遥那样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是，在贾平凹的心理结构中，也积淀着许多酸楚的记忆。他说：“因为我口笨，说不了来回话，体力又小，没有几个村人喜欢和我一块干活”、“长大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欢喜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地。”于是在强烈的自卑感中便逐渐形成了怯弱、孤独、内向的心理气质。当贾平凹的父亲被错打成历史反革命押解回村劳动改造时，他开始尝受到人生的残酷与丑恶，从此，在性格上变得更加冷僻。在长期的寂寞中，他唯有与山涧明月进行默默的对话和心灵的交流，培养成一种极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贾平凹一副孱弱的外表下，却藏有一颗自尊、倔强的灵魂。他最初从自己优秀的学业、流畅的文章和漂亮的书法中发现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贾平凹的一些散文中，我们能感觉到他渲泄心中积怨时的几分快意和成功后的不无自负。作为乡土作家的路遥、贾平凹与陈忠实，都共同接受了农民文化的哺育，来自乡村的苦难与压抑导致了他们既自卑又自尊的复杂的心态。自卑，意味着对个人生存环境的自我意识的清醒，自尊则是渴望自我超越的主动抗争。路遥的自尊，表现为以一种强者的姿态和残酷的方式，满怀悲壮与激情参与人生的竞争与搏击。贾平凹则以柔克刚，在沉默与冷静中渐渐显露出他的才华和价值。陈忠实面对城市文明的诱惑，则显得心平气和，往往用富有诗意的乡村生活和传统的道德情操同自卑感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使矛盾的心态趋于平衡。 陕北历史文化的影响和来自现实生活的苦难，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路遥从少年时期便具有人杰意识与攫取权力的渴求。在文革斗争的风云中，他怀抱成为英雄的理想，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年仅19岁便成为延川县的革委会副主任。其后，在罢官、失恋的双重痛苦中，开始把强烈的政治欲望转化为文学的白日梦，文学对于路遥而言，可以说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陈忠实与路遥、贾平凹不是一代人。陈忠实于1962年高中毕业，完整地接受了从小学到中学的12年的正规教育，到文革爆发时，时代已经完成了对于他心理文化的基本塑造。同两位更年轻的作家相比，在较长的人生旅途上自然更多一些社会阅历。他经受过高考落榜的打击，在文革中对前途一度产生过绝望。尤其是他担任过十几年的乡村基层干部，这一段经历在他的创作心理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尽管对文学的酷爱使他在世俗的生活中能够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保持一块心中的绿地，但是，在那荒谬的年代里也无法拒绝左倾思想对他的渗透与钳制；同时，长期的农村基层生活自然使他更多地接受了乡村文化观念。这一切使他在面临新时期文学大转换时，比起路遥、贾平凹所经受的自我蝉蜕则更加痛苦与艰难。另一方面，如果换一个角度，则发现这是陈忠实一笔丰富的精神财产，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这一段人生的阅历，使他对农民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加细致的观察，对农民的心理状态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与理解，比起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多了一份庄稼人的实在与质朴，多了一份洞察人世的练达和机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