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久不为一般读者所知，已是事实。但是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是热热闹闹的。他因善写言情小说，被时人称为“天津张恨水”。 长期以来，由于资料、作品的散失；由于一般研究者运用单一的的研究方法去做简单的优劣测试，刘云若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专写妓女、姨太太的，格调不高的言情作家。其实不然。刘云若少年时曾走马平康；他的交际面上至遗老、名流，下到贫女、俗汉；他身受生活窘困，异族欺压之苦，却依旧耿介于世，不辱斯文。他的小说有名可考者有四十余部，这其中虽有下品，却也有为新文学名家首肯的佳作；他在对文人缺乏有力支持的天津，居然写出了曾让天津人奔走传阅的小说；他在文化市场上卖文为生时，虽写了一些格调较低、文学价值不高的小说，但他的绝大部分小说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文化市场、市民观念、都市风俗的变迁，已为后世文学、史学工作者所重视。因此，对于刘云若这样一位复杂的研究对象，应当抛弃陈见，严肃地运用经过实际尝试和有效评估的方法进行综合考察。 本文拟从刘云若的小说入手，通过分析小说价值，力求给刘氏一个客观的评说。 一、“花界之董狐” 刘云若，原名兆熊，字渭贤。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2月生于天津。祖父曾任军校教官。青少年时代，曾在天津扶轮中学[①]（今天津市铁一中）读书，“他酷爱文学，举凡世界名著、野史、笔记小说均有涉猎。”[2]课余喜赋诗填词，1926年间，给《东方时报》写稿，副刊编辑吴秋生看了他的文章，非常器重，遂荐于天津报界名人王小隐。王对刘氏也极力赞扬。其时，冯武越正在办《北洋画报》，很想得到一名得力的编辑，经王小隐介绍，云若遂为《北洋画报》编辑。“刘办《北洋画报》并无助手，编、校均一手承办，使该报在质量上达到了最高峰。”[③]冯武越善于经营，用人必尽其力，但有时待人过苛。20年代末，刘氏不堪受冯之盘剥，愤而辞职。后到《商报》主持副刊，改《杂货店》为《鲜花庄》，同时兼任《商报画刊》主撰，力求革新，欲与《北洋画报》一较轩轾。20年代末，刘氏在天津报界小有名气。 1930年春，《商报》编辑沙大风筹办《天风报》，邀刘氏任该报副刊《黑旋风》之主编。此时，刘云若开始写他的第一部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春风回梦记》在《天风报》连载后，大受欢迎。刘氏当初写小说，“仅以游戏出之”[④]，不料一炮打响，欲罢不能，竟成了他一生的事业。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他先后写了四十几部社会言情小说，其中最为读者熟悉的是：《春风回梦记》、《情海归帆》、《红杏出墙记》、《小扬州志》、《旧巷斜阳》、《换巢鸾凤》、《湖海香盟》、《酒眼灯唇录》等作品。 他的小说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妇女的悲惨遭遇，描写下层妇女的同时，旁及旧社会坤伶、恶少、流氓、娼妓、商人、烟鬼等各色人物。娼寮在刘氏小说中经常出现。刘氏善写娼妓生活，但他着力描摹的是因穷困堕入娼门的下层妇女，而非自甘沉沦的恶妓，刘氏写娼妓、深寓同情，其笔甚直，因此，时人称其为“花界之董狐”。[⑤] 1936年间，刘氏自办《大报》。名为《大报》，其实与其后的《实报》相同，都属小报系列。因为当时办大报的有些“大报沙文主义”，不自觉地轻视小报，刘氏这样取名是有意调侃大报的。可惜出版不久，因转载杜重远的《闲话皇帝》，日本方面向天津当局抗议，遂被勒令停办。刘氏以报人登上天津文坛，但他办报的才华终未能尽情发挥。日伪时期，他不与汉奸合流，潜心写作以度日。他写的小说很多，但所获报酬甚微，加之有“烟霞癖”，因此著作虽丰而生活仍很拮据。 抗战胜利后，刘氏继续写作，创作了一些以沦陷区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秋扇春风》、《粉墨筝琶》等。1949年，他为天津《星报》撰写一部言情小说《云破月来》，此书连载未半，刘氏于1950年2月18日（旧历庚寅年正月初二），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47岁。吴云心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了刘氏去世的情况：他的一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刘往观，病于剧场，归即逝世。对于刘云若的去世，最先有所反映的是上海的《新民晚报》，其后，天津《新生晚报》也载有短文评说他和他的小说。 刘氏去世时，正值旧历春节，死后萧条可以想见。刘氏夫人为于颂熙女士，有两个女儿即美文、美珠，刘氏去世时，她们分别为15岁和3岁。 二、弥天际地的情 刘云若一生创作了40多部社会言情小说，其中言情小说居多，纯粹的社会小说也只《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等几部。 刘云若的小说，基本上以言情为经，社会为纬，一个“情”字贯穿了他的整个作品系列。大致讲，他的小说可分为四类。《春风回梦记》、《情海归帆》、《冰弦弹月记》、《云破月来》等为一类。这些小说大都以刘氏自己的生活为蓝本，生发而成。这些小说具有自传色彩，写的多是自家怀抱，行文哀怨缠绵，可以“哀情”名之。第二类是《绛雪蓝云》、《秋扇春风》、《粉墨筝琶》等作品，大都作于抗战胜利之后，直接描写沦陷区市民的苦闷生活和感情际遇。“苦情”是这类小说描写的重点。《红杏出墙记》、《换巢鸾凤》、《姽婳英雄》等小说是第三类，以情节曲折、感情缠绵离奇著称。其中所写男女之情，皆非平常人在太平时代能有所经历。刘氏在这些小说中多设置多角恋爱，也旨在凸现“畸情”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