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写作 当题材上被称作“新历史小说”而语言上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的那种作品——我在前章曾将它作为一个艺术变种而放在“新写实小说”中加以讨论——越来越远离于在浑沌中急遽变化的当下生活现实，并招致希望从小说中获得对自己所处现实的了解与回味的读者和评论家的烦言时，“新生代小说”及时补充了这一空白。 就主要的倾向来看，“新生代小说”的叙事态度是现在时的，虽然也有个别作家的一部分作品使用历史的文化的材料创作一种寓言式小说（如徐坤的《梵歌》、《传灯》，鲁羊的《九三年的后半夜》等），但现实话语无疑在“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我想，这是由于他们比八十年代的“先锋”或“先锋之余”这类作家更有自信去把握当下生活。我已经谈到过，“新生代作家”无论在年龄、文化或写作阅历上，都更能轻松地面对九十年代，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和私下谈话都流露出九十年代是“他们的时代”的感觉，他们熟悉这个时代，如鱼得水，而无须回避什么或故作高深。 总之，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有资格对这个时代的现实发言，做出文学的反应。但是，很难说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态度的回归——如果“现实主义”这个词语是处在典型化艺术原则的意义上的话。 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充分说明了这种文学态度是建立在对“生活深度”的热烈追求基础之上的，所谓“生活深度”则包含在“本质”这一概念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来说，核心问题在于恪守艺术对生活的辩证认识，它首先确认艺术可以而且应该再现现实生活，但其次它反对仅仅是镜子般地平面地反映生活、在作品中堆砌生活现象，而要求艺术家从偶然、个别的生活表象中挖掘必然、普遍的本质真实，使作品对生活具有纵深的揭示力。正是这样一些主张，构成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化原则。 “新生代小说”则与其说对“生活深度”孜孜以求，毋如说对“生活平面”情有独钟。当我们拿它们与现实主义经典之作相对照时，将十分清楚地发觉“新生代小说”对现实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概括力。然而，这并不是“新生代作家”目前囿于能力而有待提高之处，实际上，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企图，也并不指望在自己身上发掘这样的能力。不错，“新生代小说”比之于实验和先锋小说的确更接近了现实生活，但这也仅限于故事情节的内容而言，而在具体的艺术方式上它们跟现实主义却无瓜葛。当然，“新生代作家”不像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家那样蔑视文学作品与外部现实相参较的关系，而主张创作只能与个人内在心灵相参照，不过他们关于文学与现实可以同构的关系的看法仅限于表层，换言之，他们同意接受用现实生活现象为小说的素材，但并不认为小说的叙事可以越过生活现象而抽取到它的什么“本质”。假如跟他们谈论“真实”的话，那么他们感到所能确认的“真实”就是生活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作用于他们而形成的感受和印象本身，至于说在生活现象背后存在某种超乎个体感受和体验的理性的“本质真实”，却是他们不肯相信的。 因此，“新生代小说”所复现的现实，几乎都不曾越出个人日常经验范围。在此，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即“新生代小说”中接二连三出现以艺术家、诗人、硕士、博士、大学生这类人物及其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像徐坤的《先锋》、《白话》、《梵歌》，北村的《最后的艺术家》，鲁羊的《黄金夜色》、《紊乱的火焰》、《存在与虚无》，邱华栋的《把我捆住》等等，这些作品的写作未必是出于对这个阶层的特殊兴趣，相反，往往是以此为依托而带动小说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氛围的表现和思索，但很显然，这是不得已而采用的一个叙事策略，因为当“新生代作家”试图在作品中接近社会现实时，他们发现自己缺乏对个人日常经验之外的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不可能像狄更斯那样描写流浪儿，不可能像巴尔扎克那样描写银行家，不可能像斯坦贝克那样描写种植者，也不可能像德莱塞那样描写城市平民……不过，“新生代作家”对此是心安理得的，他们已不接受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才有生活的说法。具有新小说倾向的先锋派作家格非说过一句话：“对于那种认为某类人缺乏生活的指责和担心，我以为不值一驳，因为生活是无处不在的。”[①a]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新生代作家”倒并无不同，比如述平坦诚道：“我不是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体验型的写作者，我依靠的是想象和思考，我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如果它不幸与所谓的现实生活挂上了钩，那只能说明一个最最简单的事实，这就是：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现实的一部分。”[①b]基本上，当代小说家通过否认生活不同范围之间是割裂的，而捍卫了他们主要依靠个人日常经验来接近现实的方式，只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其小说文本一般缺乏多样化生活图景的面貌。 如果他们打算尝试跳出个人日常经验以外，变换叙事对象，容纳多样化的现实生活场景、人物和事件，事情就会变得颇为艰难。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新生代小说”中有些作品的构思似乎来自于报纸上的社会新闻，虽然经过了作者重新演绎。例如，1995年第7期《北京文学》的“北京青年作家专号”上，不少作品都存有这种痕迹。中篇小说《零点播出》在其结尾处是一段上千字的“新闻综述”： 热热闹闹的1994年，以色列音乐家进了北京，中央乐团差点改成深圳一家公司的名字。《鱼美人》被拍卖，《武则天》大撞车。《秋菊打官司》真有一妇女打官司，当是国人法律意识的进步。法兰西的时装包裹着京城时髦小姐的腰肢，德国“大众”把日耳曼的精神贯彻到桑塔纳中。百姓们翘首期待着轿车大降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