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

      一、战争与流亡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场的中日战争，在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记忆中，是一次空前的大流亡：国家、民族（以一个又一个“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由鸭绿江边直退到西南边陲的大流亡；知识者自身的生命流亡：在污泥中滚爬，在饥饿中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更是精神的流亡：战争不但中断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且几乎毁灭了一切，人在战争中成为一无所有，“好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上生活着，象婴孩一样”。路翎（1923—1994）在他的作品中写道，正是“那种对自己底命运的痛苦的焦灼”使他的人物走到“落雪的旷野中去寻找安慰”，在确定自己“失去了那个湖泊，那个家庭，以及那些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被凌辱的飘零者”的同时，又“渴望回到那个湖泊里去”（《财主的儿女们》）。于是，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中心意象”：那气象博大而又意蕴丰富的“旷野”，而“旷野”中的“流亡者”则是当然的“中心人物”；同时，也有了自己时代的主题模式：“追寻——归宿”。而四十年代处于战争中的中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求种种最终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一切矛盾与苦难的“归宿”时，他们事实上就是在制造新的信仰与宗教。这样，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至少是它的主流派文学就充满了一种创造乌托邦神话的战争理想主义与战争浪漫主义：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战争文学”的基本面貌。

      二、地之子

      “土地是我的母亲，……我是土地的族系”，“我活着好象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作家端木蕻良（1912— ）写于四十年代这段“土地的誓言”可以看作是那一代知识者对于“土地”与“自我”的血缘关系的生命体认与哲学思考。“他受了符咒的催促似的，毫不迟疑地向大海走去。大海以一种浑然的大力溶解了他。在一个小小的漩涡的转折中，他便沉落了，不见了”（《大地的海》），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土地”类似宗教的皈依与神秘感。在端本蕻良和他的同辈作家的笔下，“土地”、“农民”既是现实的，同时又有一种象征的意义。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短篇小说《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急流》全都是“大地”的赞歌，雄浑中掺和着一缕忧郁，这也是大地般的“农民”的性格与情怀：无论是“大地”，还是“人”（农民）都被抽象化与英雄化了。

      另一位“土地”的不倦的歌者是诗人艾青（1910— ）。他的第一首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即是“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他的儿子”的，“乳母”（母亲）与“土地”、“农民”的意象重叠，使艾青诗的形象带上了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艾青辗转于黄土高原上，不仅理解了“载负了土地的痛苦重压”的北方农民的现实苦难，而且对这古老的国土所养育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的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传统产生了心灵的契合，在《在北方》等诗集里唱出了他的“土地—农民”的歌：“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的两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位心贴着大地的行吟诗人，他的诗也如这大地之魂一样博大、朴素而庄严，又含着说不尽的忧郁，无休止地回荡着“薄暮在迷蒙着旷野啊”、“你悲伤而旷达，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啊”的旋律。他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更是引起了几代中国人心灵的共鸣。

      对于女作家肖红（1911—1942），“土地—家园”是她永远的生命启示录。早在三十年代。她就有了惊心动魄的发现：那一方浸淘着血污的黑土，乃是“人”的永劫轮回的“生死场”（《生死场》）。四十年代，流徙、呻吟于异乡异土，孤独者肖红更是出入于现实与梦幻，现时与回忆，童年与成年，理性与情感之间，反复体味、吟诵“生存于大地上”这一人的宿命的平凡、庄严、温馨、美丽、荒诞、无奈与悲凉。于是，有了她的《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有了只属于她的“主题句”：“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这不加任何修饰的原生形态的“句子”，原本是肖红对于生命的直觉的把握，却能够引起关于城与人，少女与老人，生者与逝者，关于空间的永存与时间的永动，生命的传递。承接与中断……的无羁遐想，并体会其间无尽的意韵。可以说这“生命的编码”因肖红而被发现。肖红因此获得自己生命与文学的存在，肖红对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也将经过“时间”的淘洗，而日益得到“显示”。

      而生活本身以及人的本性又不断地把人推向脱离乡土的“远方”。于是，在四十年代许多作家的笔下，都出现了“流浪汉”（飘泊者、跋涉者）的形象、出现了“向远方凝眸”的意象。作家骆宾基（1917— ）甚至创造了一个关于“乡亲——康天刚”的“寓言”：是那么一条“不肯一步一步来，尽向高处望”的山东汉子，又是那样说话掷地有声：“有月亮我不摘星星”，离乡背井，跑关东，窜深山，硬要摘下那谁也不知去处的老山参。十七年就这样过去，康天刚“一年比一年苍老”。得到那一夜他“确实疲倦而且昏眩”，仍不肯“归去”。一直伴随着他的“乌耳”犬，“忽然鼻吟一声，受伤一般夹尾跃过康天刚的肩膀，跑出屋去”，康天刚紧随其后，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