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白鹿原》在表现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作品中多次出现三个意象——鏊子、白鹿和砖塔。鏊子暗示着烙饼式的翻来覆去的运动，溶注了作者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评判和思考。白鹿就是中华民族灵魂的象征，它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精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对正义事业的矢志不渝的追求与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砖塔则是封建宗法文化的象征，宗法文化就是压在人们身上的一座无形的砖塔。 [关键词]《白鹿原》 主题意蕴 历史 民族精神 《白鹿原》发表以后，在当代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称为“民族的历史画卷”，“民族灵魂的秘决”，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史诗性的作品”，是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巨著”。当然，称它为“史诗”或“巨著”未免言过其实，但《白鹿原》在表现民族历史与民族灵魂方面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高度。本文试以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三个意象——鏊子、白鹿与砖塔为切入点论述其主题意蕴。 一、鏊子与社会演变 作品在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作为民族秘史，它首先就是一部隐秘的社会政治演变史。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的近50年历史中，中国社会一直是动荡不安的，白鹿原就是动荡的一面镜子。先是皇帝的倒台给村民心理上引起的震动，接着是督军府的课税引起的“交农”事件，以后是军阀混战、抗日、内战……作品对这些历史都有较详尽的描绘，并且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去烛照这段历史，给予历史以新的评价与认识。作品主人公白嘉轩在国共分裂、田福贤整完“农协”分子后还戏楼钥匙给他时说：“我的戏楼真成了‘鏊子’了。”后来，白鹿原的精神之父、关学大儒朱先生又讲了同样的话：“白鹿原成了鏊子。”“鏊子”是烙饼的器具，烙饼时“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鏊子”说确实溶注了作者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评判与思考。 谁也不能否认，民主革命是正义的。但在其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历史的误会，具体到村社中又或为族权之争或为个人冤仇之斗所利用，因而呈现出一种烙饼式的翻来覆去的运动。20年代中期的农民运动，是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主要打击对象的。白鹿原也掀起了一场“旷世未闻的风搅雪”，农民们铡了一个三官庙的和尚，打死了一个卖碗的客商，批倒了贪官污吏田福贤和地主乡绅鹿子霖。砸烂了刻有乡约的石碑。但由于农民的局限性，革命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的只有一些“名声不太好”的农民：专侍动物交配的白兴儿，“风流”的田小娥等等；革命的方式也过于简单野蛮：老和尚是被人们一哄而起铡死的，碗客被人们用砖头和石块砸成肉坨。过后，民团们又反攻倒算，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其方式更惨无人道：“用礅刑”把贺老大活活地礅死。 在这个你争我夺、翻来覆去的“鏊子”中，紊乱无序的政治风云，使得有些人被扭曲本性，一次次地陷入人生的误区，有些人被畸态的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生命的代价。黑娃由“风搅雪”涉足政治以后，被强劲的社会风浪冲来荡去，不断地变换身份，参加过共产党的军队，失败后投奔了土匪，在山上当了“二拇指”，经常与共产党联系，却又被国民党收编，成为保安团的炮兵营营长，解放时策动保安团起义，解放后官居副县长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毙了。天真、纯朴的白灵参加革命后诚心诚意，在国民党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到了解放区却在肃反运动中被自己人当作特务活埋。国民革命军的鹿兆海在抗日中英勇顽强，打死了43个日本鬼子，最后却在进犯解放区打内战时被打死，死后又被作为民族英雄、“抗日烈士”而厚礼安葬。曾经偷鸡摸狗、抽大烟的白孝文，作为国民党保安团的营长，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一枪打死了尚在犹豫的团长，参加了起义，解放后却成了县长，如鱼得水，悠悠自得，因为怕黑娃威胁他的地位而枪毙了黑娃。确实，作者超越了以前对历史的简单的演义法，深入到了历史的地层深处，表现了人物命运在历史的阴差阳错下与其本性和本义相悖离的走向，其中的历史教训，既丰富又沉痛，很值得我们深加玩味。 在接近结尾处，作品还有一处画龙点睛之笔：文革时期，造反派小将们掘开了朱先生的坟墓，在墓中发现一块砖头，上面刻有“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字样，小将们气极，把砖头摔在地上，砖头破开，发现里面又有一行小字：“折腾到何日为止。”这里，充分表明了朱先生对社会动荡的痛恨，也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审美评判。 朱先生的痛恨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痛恨。从根本上来看，中国人是求安定的，希望在安定中求生存、求发展、求进步。但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以及战后的动乱，使人们无法安稳地生活与发展，在这鏊子似的历史演进中，人们成了历史的糊涂看客与鏊子上被翻来覆去的烙饼。“折腾到何日为止？”这也就成了中国人的“国问”。 更为可贵的是，陈忠实还揭示了形成“鏊子”历史的复杂原因。这里有历史的误会，如白孝文的当县长，白灵的被活埋。有家族利益之争，如鹿子霖的当乡约、整人、拉白孝文下水，就是为分解白嘉轩的族权、报复白家。有来自底层的反叛，如黑娃之所以要参加农协，幼年时的冰糖记忆与对腰杆挺直的白嘉轩的畏惧是其主要动因，他渴望摆脱自己的下层地位，走进上流社会，因此当他的“革命”达到目的进入“上层”以后，就离开其反叛轨道而走向宁静。还有个人私欲的膨胀以及“窝里斗”的国民性，如白孝文、田福贤等人的鱼肉乡里、贪污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