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派，在大革命高潮跌入低谷之际，因“梦醒了无路可走”，徘徊在个人窄小幽长的“雨巷”，吟哦着个人的苦闷和颓唐，与时代斗争风云严重脱节；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他们中一批人开始对民族解放斗争热情歌唱，诗风发生了重大转变，使之不仅超越了象征诗派，也超越了自身。在现代诗形建构上，他们经历了一个由追求新诗外在的音乐美到追求新诗内在情绪的韵律美及其表现形式的散文美、口语美的整合、嬗变过程，找到了一条中国古典诗词意象、意境与西方现代诗艺嫁接的新诗发展道路，建立了“意象抒情诗”的现代诗的审美构型，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借鉴。 关键词 现代诗派 价值取向 现代的情绪 现代的诗形 一、脱节与超越：现代的情绪 《现代》杂志的主编之一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1）]所谓“现代人”这里指一群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上层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所谓“现代生活”，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畸形变态的大都市生活。所谓“现代的情绪”，指在诗中反复吟哦的时代病：感伤、忧郁、哀怨、迷惘、彷徨、苦闷、虚无、绝望。茅盾在《夜读偶记》中说：“他们被夹在越来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保持着。”[（2）]屈轶认为现代派诗的现代情绪“成了浊世的哀音”[（3）]。戴望舒《我的素描》中两句诗恰是现代派诗人的典型写照：“我是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未老先衰，未老的是青春年华、健康的体魂，衰老的是病态的心灵。试看戴望舒的《烦忧》：“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诗题“烦忧”，它是诗人的“情绪结”，贯穿全诗。“寂寞的秋的悒郁”从时间上写“烦忧”的长久；“辽远的海的怀念”从空间上写“烦忧”的深广。一静一动，表明无论是处寂静之中，还是喧闹之中，烦忧都无法排遣消解。至于“烦忧的原故”，诗谓“不敢说出”，其实并非“不敢说出”，而是难以说清：时代的剧变，理想的幻灭，政治的高压，社会的黑暗，人生的遭遇，命运的不幸……都是造成“烦忧”的原故。全诗两节，第二节只是第一节的颠倒，不过“原故”后面的逗号换成冒号，似乎“烦忧的原故”就是“辽远的海的怀念”、“寂寞的秋的悒郁”，实际上只是两个象征性意象，使得“烦忧的原故”成为一个“情绪的方程式”而极具包孕性，从而造成诗旨的朦胧多义。全诗两节连起来顺读与逆读；顺读或逆读与第一节先顺后逆或第二节先逆后顺；第一节顺读与第二节逆读；第一节逆读与第二节顺读，完全一样，形成一个复沓回环的自足结构，这种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怪圈，恰似“烦忧”缠绵悱恻、无法突围的象征。 卞之琳说：“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4）]的确，在时代剧变，大革命由蓬勃热烈的高潮突然跌入沉寂的深谷的严峻现实面前，一群情感脆弱、神经敏感的热血青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挫折、命运打击，在理想幻灭之后，幽梦惊醒，无路可走，深感前途茫然，心灵的归宿在哪里？一时陷入了极度的彷徨和苦闷。卞之琳的《归》就是这种“时代的情绪”的真实写照：“像观察繁星的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热闹中出来听见了自己的足音。／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伸向黄昏的道路像一段灰心。”天文家通过望远镜观察繁星，多么伟大和神圣的事业！那繁星璀璨的夜空，充满了神奇迷人的魅力，那是天文家崇高的理想啊！这一贴切的比喻，便勾勒出包括诗人在内的当时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所抱有的美丽的理想蓝图。然而，这位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一下子他眼前一片空白，心灵一片茫然，那满天繁星立即黯淡无光，渺小零落，刚才那热闹、纷繁的气氛，立即被冷清、空漠的情景取代，所以“自己的足音”听得格外清晰，一种孤寂、失落感油然而生，于是产生了“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的疑惑。“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本不合乎现实事理逻辑，但正是在这种有悖于现实事理逻辑的荒诞之中，更加显出失落感的强烈、孤寂感的真切。理想失落之后，心灵的归宿在哪里？诗人不说“灰心”像“伸向黄昏的道路”，却反过来说“伸向黄昏的道路像一段灰心”。比喻加上拟人，更能表现“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移情作用[（5）]，伸向远方的路本已渺茫，在黄昏暮色中就更加幽暗难辨，这位天文家所比喻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理想失落之后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已不言自明。以天文家比况当时一代热血青年之所以贴切，我认为不仅突出了他们伟大的事业、美丽的理想，更赋予了诗境的象征意义：夜空象征当时黑暗的时代；天文家用望远镜观察繁星，象征一代进步青年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中，都在各自寻找自己心灵的位置。 现代派诗人之中废名个性比较独特，他拙讷质朴，精于禅趣，多将禅宗与人生的思考汇而为一，故其诗极具悟性。尽管如此，他仍然未能超脱现实人生的痛苦，其诗也毫不例外地染上了病态时代的“现代情绪”。试看他的小诗《街头》：“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为了消解寂寞，便“行到街头”，因为那里热闹。诗人只选取“有汽车驰过”来表现街头的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接着却说“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PO”是邮局的英文post office的缩写），初读似觉接得突兀，细究才发现乃为诗人消解寂寞的主要方式：投递信件，向知心朋友倾诉内心寂寞以求得宽慰。但诗人内心十分清楚：企盼回复犹如等待戈多，故谓“邮筒寂寞”，实乃内心寂寞无法消解。那么，那喧闹奔驰而过的汽车是否能消解内心寂寞呢？诗人说“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意思是说，川流不息的汽车奔驰而过，有谁能记住它们的牌号呢？在诗人看来，汽车虽然轰隆驰过，似乎热闹得很，但谁也没有留意它，因此它仍然是寂寞的，就像车牌上的阿拉伯数字——号码无人记得一样。由此推广开来：“大街寂寞，／人类寂寞”。寂寞是人类的一种本质存在。既然如此，寂寞便是自然、社会、人生的本真存在状态，所谓热闹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虚假现象。况且热闹之后是更加可怕的寂寞。时代情绪中包含着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即诗情的智化，既是现代诗派的共同价值取向之一，又不失废名善将禅宗与人生思考汇而为一的个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