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丽的东方之珠。独特的地理位置，流动而密集的人口，高度发达的都市工商经济，几十年沿袭英国殖民地组织形式的行政体制，香港人民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使香港流形成了“港派风味”浓郁的文学，表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文学队伍的多元构成 香港文学圈具有世界上同等规模的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多样性。这首先是由香港人口的多元性和流动性造成的。由于香港当局对移民的流入和流出持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所以自20年代以来，每当香港人口出现流动高潮时，往往是香港文化人聚散最频繁之时。以作家为例，出版过文学作品或主持过报刊文艺专栏，并在港居住7年以上的香港作家，自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总共有360多位。如果按各自的文学经历，大致可分成五大类：第一类，香港生香港长，在香港写作并且成名，如舒巷城等；第二类，外地出生，移居香港后开始写作，并且走向成熟，如西西等；第三类，外地出生并开始写作，甚至已有相当成就，移居香港后继续写作，如倪匡、戴天、杨明显等；第四类，外地出生成长，旅居香港写作一段时间，又移居外地继续写作，如“一脚踏在台湾，一脚跨在香港”的余光中、高旅、施叔青等；第五类，在香港出生，离开香港后在外地工作成名，又经常在香港发表文学作品，如刘绍铭等。 上述作家，按进入香港文坛的早晚，又可分为“本土作家”和“南迁作家”两大类。 第一代本土作家是在20年代至40年代崭露于香港文坛的。1929年，年轻的侣伦在寂寞的港岛上首先与一批文学朋友组织“岛上社”，被称为香港文坛的第一只春燕。此间，又有谢晨光，刘火子、张吻冰、黄天石、黄谷柳、舒巷城、夏易等脱颖而出。由于在此之前尚无完全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所以他们的创作多带有拓荒性质，而且常常会遇到许多叉道。这一阶段的香港文学以充满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穷巷》和《虾球传》等，树起了香港早期文学的丰碑，同时又有许多人迅速地从文学圈中分化出去。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香港作为贸易中转港的地位日趋重要，开始进入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繁荣期。这刺激了香港人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刺激了第二代本土作家的文学追求。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西西、亦舒、梁锡华、也斯、钟晓阳、小思、温健骝等。他们大多毕业于高等院校，部分人还留学欧美，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正因如此，他们身居港岛，在文学视野和感情天地上，却和世界文坛各种新潮流相通。如西西等人，很早就接受了存在主义，后来又走出了存在主义的阴影，以惊喜的目光关注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历程（《我城》等）；而诗人温健骝等，则多角度地抒写香港社会的光与影、曲与直、火与冰，体现着一种比较自觉的香港人意识，要“为中国人的未来做点有意义的事。” 由海峡两岸移居香港的作家，被称为南迁作家。其中50年代前后赴港的为第一代，包括刘以鬯、徐讦、唐人、李辉英、徐速、司马长风等。他们把回五十年代政治大风暴的涛声带进港岛，拓宽了香港文学的视野。70年代前后，是第二代南迁作家赴港的一个高潮。其中由大陆移居香港的作家群体就个人素质而言，基本上与大陆作家相通。他们在大陆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初来香港又尝尽了世态的炎凉，浮沉在茫茫人海中。由于亲自体会到反人道主义的社会丑恶，他们很注意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种种丑恶现象，对跑马赌场、选美丑闻、商场奸诈、少女堕落、黑道猖獗、道德沦丧等都给予鞭挞和嘲讽。另一个特殊现象是香港聚集了一批“亦港亦台”的作家。由于独特的政治和人文条件，港台之间可以自由来去，其民俗风情和文学环境又有很大的区别。这对穿梭两地、眼光敏锐的作家常常构成新的刺激和挑战，出现了一批既有香港都市味又有台湾乡土情的“混装型”作家。如施叔青，生于台湾，学于美国，1979年受聘于香港艺术中心，5年后离职在港专门从事写作。她认为“全世界找不到第二”香港不像台湾那么封闭，“美到几乎不够真实的程度”反而能激发许多遐想，使她以外来客的眼光写下《香港的故事》。 90年代初以来，以程乃珊、吴正为代表，又有一批青年作家南下香港。作为“老三届”的一代人，他们深埋着历史的创痛，对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有较深的体验，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中国的巨大变化有过亲身的参与，所以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有文化自信心。如吴正赴港后，从事过多种职业，直到创下自己的产业，在沪港等地进行跨区域的发展。他从不简单地认同香港的商业环境和社会风习，而以大陆积淀深厚的人文传统与香港开放喧嚣的竞争氛围相互对照，既用现代的商战心态来反观内陆文化的沉重缓慢，又以长江子民的苍凉来映衬港岛风气的浅薄浮躁。他们既在商业场上拼杀，又在香港报刊上发表创作，还与自己出生地的上海、北京、江苏、广东等地文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二、创作趋向的自由冲撞 如果说如此多样化的来源，构成了香港作家特有的流动性和素质多元化，那么，这个“自由港”的氛围和社会结构，更给作家开辟了自由表达的空间。 在这里，有政治风浪激起的回声，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60年代近在咫尺的印度支那战争，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腾飞，80年代以后香港回归祖国的冲击波等，无不像台风季节气象台挂起的信号气球，震荡着香港文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50年代围绕“绿背文化”的冲突。所谓“绿背”是美元的别称，因为美钞都以绿色的墨印刷。50年代前期，为了宣传“美式民主”，美国的亚洲基金会在香港一方面资助出版机构，另一方面又广泛延揽内地迁港的文化人，掀起了一股“绿背文化”的浪潮。这批文化人大多是被大陆刚解放的国内形势所迫，带着“逃难”的心境来港岛避祸的，来港后凄凄惶惶，生活无着，精神苦闷，正好在美援的庇护下借助文笔发泄怨恨。如端木青的长篇小说《阿巴哈哈草原》就抒写了一种“天堂失落，魂归何处”的深深悲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