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曾一度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家，梅娘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将女作家梅娘置于一定的“史境”之中，阐述并分析了她艺术世界的内在底蕴以及这一底蕴的历史成因。认为其作品中绵延不绝的顽强女性意识和独特叙事风格，正是那个社会环境与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 梅娘 史境 作品世界 在中外文学史上，一度被忽视的作家得到重新评价并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常有的事情。作家被埋没的原因各种各样：有政治方面的，有宗教方面的，也有艺术趣味和时尚方面的。重新认识历史上的作家并将其汇入主流文学的契机，同样是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有的时候，在历史的必然中也有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沦陷区文学现象，再一次为文学发展长河中的这一特异景观做了最好的诠释。 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沦陷区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从文坛上销声匿迹，并且被后来的各种文学史所冷落。这样的历史现实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沦陷区作家逐步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他们的作品被人们加以重读。以梅娘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她在沦陷时期的部分旧作先后被海内外近十种出版物重新发表。沦陷区文学得以重见天日，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使然，是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使然。而沦陷区作家的优秀之作终于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则是由他们作品所特有的构成因素所决定的。梅娘的小说在当时以及现在的接受状况足以证明，她是中国沦陷区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梅娘，原名孙嘉瑞。吉林省长春市人。1920年生于海参崴。作为封建兼资产阶级大户人家的私生子，幼小的梅娘就已经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和世态的炎凉。家庭环境造成了她的孤独、内向和敏感，同时也孕育了她那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汇总了神的、人的、东方的、西方的缤纷色彩”的旧长春，使她亲眼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还在小学阶段又逢东北沦丧，又让她过早地体味到民族灾难带来的痛苦。所有这些，对梅娘的情感、思想以及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的作品中出现的最多的人物是战乱中的妇女，往往通过她们那坎坷的经历和悲惨的命运，展示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 梅娘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了她的文学才华，高中刚毕业便出版了处女作《小姐集》。1938年赴日本神户女子大学读书，1940年梓行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在日本期间，她冲破家庭的阻力，与在日本半工半读的北京青年柳龙光结合，并于1942年定居北京，任《妇女杂志》编辑。作品广泛见于华北、东北和日本的报刊，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鱼》（1943）和《蟹》（1944）等。 在抗战胜利以后的岁月里，梅娘过着动荡、漂泊的生活。据近年来陆续发表的有关文章，以及梅娘本人的回忆，在完成中共北方局布置的特殊任务的过程中，她的丈夫于1948年意外遇海难，留下了许多“说不清的历史纠葛”。[①]这一段历史还有待于研究者用可信的史料来澄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刻梅娘带着两个幼女及腹中的胎儿从台湾返回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放弃了在台湾和日本担任教席的机会。梅娘在解放后的履历是：任中学语文教员。1949年10月加入北京市文联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1951年调入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而遭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因经历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关进劳改农场。服刑期间，13岁的二女儿在救济院中病死。1961年解除劳教，成为无业人员。在没有任何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完全靠各种粗活零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存。文化大革命期间，23岁的儿子因病夭折。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重返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 在这几十年中，梅娘基本上与文学创作绝缘。70年代末，她重新拿起了创作之笔。岁月的流逝和浩劫的伤痕并没有使她消沉和退缩。她那只存的女儿早已定居加拿大，她也曾于1994年出国探亲。但一年半以后，她不顾女儿、孙女的百般挽留，毅然只身返回北京。她心头割舍不下的是故土，正如她在1993年所赤诚坦露的那样：“我权衡者再，却怎么也不想离开这片我血泪浸染的沃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热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②]这种桑榆未晚的生命观，正与和她同庚的张爱玲形成了耐人寻味的鲜明对照。两人都在沦陷区成名，据说曾被并称为“南玲北梅”，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选择和人生追求。建国初期，张爱玲出席了1950年7月召开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在从容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曼》之后不久，去了香港，又移居美国，与美国作家费迪南·赖雅结婚。优裕自由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促进她的文学创作。她后期的主要工作是改编旧作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丈夫去世之后，特别是在晚年，张爱玲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拒绝会见亲友和来访者。究其原因，推测之一似乎是，这位一生酷爱美的女作家“不想以损颜见人”。[③]结果，1995年9月8日，公寓管理人员会同警察打开几天没有动静的张爱玲的寓所时，她已过世多日，属正常死亡。南玲北梅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道路，是由各不相同的社会环境和教养志趣决定的。这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现代主义的唯美追求，与张爱玲晚年选择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现实主义的人生艺术，必然促使梅娘深深扎根在恩恩怨怨总是情的人世间。在沦陷时期的一代作家中，这正是女作家梅娘的与众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