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久弥新的学界热点，近年“五四新文化”的研究已有从某些中心地域或人群向“地方”视角转移的趋势。一些成果借鉴传播学与欧美“阅读史”路径，基于地方上新文化支持者(主要是青年学生)的史料视角，梳理该风潮在非中心地域的传布情形。①而最近，也已有论者引入地方上反对者的视角，使五四新文化的在地形态开始呈现其应有的、较为纷繁多歧的面貌。② 上述路径诚是一种突破，只是笔者以为尚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现今多数的考察，似仍可被定性为全国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在某些非中心地域的“投影”。而“地方史”自身的脉络，仍会被此“国史”的投影裁割成若干掐头去尾的残片，尤其是地方本身的“头”，是否总能被默认为之后成为时代风潮的“受体”打“基础”、作“铺垫”，实可商榷。二是若将“五四”取狭义(即指反日爱国运动)，则其与“新文化”有何关联，乃至可否连称“五四新文化”(也即所谓“广义”的“五四”能否成立)，时人与后人本有不同意见；相应地，“地方”其时对于二者关联建构的参与度究竟如何，也应纳入今人的反思检视之列。如周作人后来引一位燕京大学出身者所言：“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③本文之意，即是基于相对边缘性的视角，探讨此说能否成立；若成立，这一“焊接”行为又如何作用于个案化的、因而脉络较为完整的“地方史”，造成不同辈分或价值取向的知识人在大致同一边缘地域范围内的互动与博弈。 而选取温州地区为个案④，是因其可大致反映这样一种“地方”类型：在行政与文教上向处“边缘”，可地方本身实际不甚“闭塞”。1877年开埠以后，位处浙江省东南隅的温州虽长期属于东南商贸水平偏低的“小口岸”，但因埠际轮船海运、近代邮政、电报先后兴起，向地方的知识信息传输已无甚大碍。⑤由此可以保证此番讨论不至为“无米之炊”；而更重要的是，所谓时新书刊的密集出版与阅读、知识信息传输的“近代化”等现象，在晚清时期已经出现，绝非“五四”前后的新生事物，那么地方在“晚清”与在“五四”(广义)的因应之道，是否必会受此相似的地理交通、信息流通要素左右而一以贯之，便同样需要作一审慎的评估。⑥ 职是之故，本文不复详论某些中心城市“名刊”的地方传播，而是转以民元至“五四”时期的几份办于地方内部之行政与文教中心、编撰者众多、故相对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刊物为线索，着重揭示地方自身的相关“语境”及知识人的“能动性”。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各处的情形必与温州完全一致，而是要暂且摆脱常见的多地片断式举例，给出五四新文化之地方形态的一种较完整的“可能性”。至于“地方知识人”，指本文考察时段内或事件中居于、或言行关涉乡里的读书人，包括单有科举功名而未入学堂/学校求学的“士人”，也包括无论有无科名的晚清或民初“学生”。“五四”若无特别说明，则均取前述的狭义；另除非在引用时人或后人之话语的意义上，笔者不会自行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连称。 一、地方的“五四”前史 首先，略论温州地方的“五四”前史。因现今对“五四”之前的思想史考察，往往明确带有为“五四”(广义)找根源的目的性，本节尽量避免这种先入为主，以对民初以降地方知识人的思想概况作一“前情回顾”。 民国肇建后，与浙省多数府县地区类似，温州地区新老“知识”精英作为“地方”精英的权势地位，较之前清似乎未被削弱。⑦除一部分出外升学、为官、为议员外，或是在乡任政府职员，或入县议会，或仍在学校，以“政党”活动之名，行地方“派系”权争之实。不过，也正由于精英们在学校、官场或议会中的互争益形激烈，加以通过亲友传闻与外界书报阅读得知举国政局亦颇纷扰，一些居乡者对此由“乡”及“国”之政情的观感，已开始趋于负面。如1915年瑞安县廪贡张棡(1860—1942)即曾感叹：“光复以还，政尚共和，天下方喁喁望治。乃两年来选举竞争，学堂倾轧，宦途庞杂，士习浇凌，综其弊端，盖较满清科举尤甚矣。”⑧1916年左右永嘉县廪贡王毓英(1852—1924)亦谓：“专制无制，共和不和，学堂无学，此关于有治法无治人，哀哉!”⑨值得注意的是，其时科举已废十余年，“学堂”与“选举”、“士”与“宦”却仍有逻辑上自然的并列乃至递进关系。不仅如此，上述言说揭橥的“政”“学”两栖意味，对于更年轻的地方知识人仍可产生“示范”性的意义，如瑞安岁贡洪炳文(1848—1918)即曾形容：“东瓯亦有新人物，一出堂来便做官。”⑩ 当然，以上是身为“他者”的地方老辈对于乡里后进的评断。而1916—1917年间创办于永嘉县城(即原温州府城，时已取消府制，为瓯海道治所)的《瓯海潮》周刊，则可集中呈现地方青年学子自己的声音。该刊是现存民元至“五四”以前温州地区参与编撰者最众的刊物(11)，1916年12月创办于永嘉县城洗马桥仁济医院内。经理人系仁济医院创办人吴劲(字或号性健、旸湖，永嘉人)，乐清举人钱熊埙(伯吹，1867—1931)为该报作序。供稿者以原温属永嘉、瑞安两县人士为主，其间老辈，有永嘉陈祖绶(墨农，1856—1917，进士)、陈寿宸(子万，1857—1929，举人)，瑞安王岳崧(啸牧，一作筱木，1850—1924，进士)、洪炳文，乐清朱鹏(味温，1874—1933，廪生)等；晚清民初学生辈，有永嘉郑猷(薑门，1883—1942)、陈闳慧(仲陶，1895—1953，陈寿宸子)、梅雨清(冷生，1895—1976)，瑞安宋慈抱(墨庵，一作墨哀，1895—1958)等。栏目先论政后论文(旧体诗文)，为首的“言论”栏目，分“社论”“时评”“杂评”诸目，除相对次要的“杂评”属文化杂谈外，“社论”与“时评”基本为政论，1880—1890年代出生者为撰者之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