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过程中，上海大学忻平教授给予了悉心指导，上海大学朱承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康健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何伟楠博士等均对本文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一并表以谢忱，但文责自负。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地处游击区的传统乡村社会造成空前浩劫和深重灾难，并使其呈现出多元趋向的裂变。由国民党主导的中条山根据地初创于1938年三四月间，至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爆发，根据地基本沦落敌手，前后存在3年有余，其兴衰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特殊性。学界对抗战期间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问题已作过较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并形成不少学术成果。①但是，以往学界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鲜有涉及。本文拟利用原始档案、时人回忆录、地方志以及报刊等资料对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作一历史考察，试图揭示抗战背景下中条山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的大体历程和若干面相，以此折射中条山根地建设的某些利弊得失及其与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异同之处。 一 战前中条山的乡村社会 中条山地处山西南部，背靠黄河，呈西南—东北走向，全长约160公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据曾驻扎于此的第三军副官处处长车学海回忆，中条山“山岭起伏，而山峪里村落棋布，田畴交错，在战略价值上，是黄河北岸的桥头堡……屏障了豫西以及陕东门户的潼关”②。就中条山的地缘条件而言，其位于晋陕豫三省交汇地带，虽然是三省来往商旅常经之地，但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所以商贸活动难言兴旺。下面就战争波及前中条山的乡村社会状况作一概述。 (一)旧有的土地生产关系较为盛行。在中日战争波及中条山前，作为山西传统产粮区的晋南，这里土地较为肥沃，盛产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农民世代以农耕为基业，辅之以棉纺等手工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较为普遍。中条山位于晋南腹地，因地形较为特殊，土地相对贫瘠，耕作不便，粮食往往收成不佳。因此，中条山“是一座地瘠民贫的穷山”③。 在中条山地区，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土地生产关系。就中条山各县的阶级状况而言，自耕农所占比例最大，半自耕农次之，兼有佃农、雇农。如位于中条山北侧的解县、安邑两县，共有自耕农17014户、半自耕农4668户、佃农1265户、雇农1819户，其中自耕农占69％。具体而言，自耕农主要依靠耕种自家土地生产和生活，而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则在不同程度上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计，纳租方式可以分为物租、钱租和分租3种。如在1935年前后，所谓钱租是指先交钱后种地，解县每亩交大洋2元，安邑县每亩交大洋2.5元；物租是指农作物收获后交付粮食，解县每亩交小麦4斗，安邑县每亩交小麦3斗；分租是指将收获物的三成交给地主。一般来说，地主将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需备厚礼，请保人，立租约，交押金，并经过特定的租借手续。与此同时，有些地主会保留少量良田雇人耕种，雇农以农耕为主，兼及炊事、放牧等杂项。④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自耕农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而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以中条山南侧的平陆县寺头村为例。该村有86户人家、人口有660余人，共有土地19顷左右(1顷为100亩)，其中高达8顷以上的土地归属于3户地主，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口没有土地。⑤对于多数依靠租种地主土地的半自耕农、佃农、雇农而言，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以至于“山里面过年才吃一顿玉蜀黍面的人家，并不在少数”⑥。可见，在中条山地区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成分的状况并非完全一致，在不同的乡村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均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土地生产关系则当无异议。 (二)信息闭塞，生活方式较为落后。中条山因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向来与外界联系不畅，信息闭塞自不待言。如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中民众除参与协助军运外，“竟不知有抗战之举”⑦。原第四集团军机要人员晋震梵就曾提到：“部队到时，群众惊愕，也不知抗战为何事，与年长者交谈，竟说是中国与俄国人打仗。”⑧民众信息闭塞可见一斑。 就中条山地区的民风而言，“人民向极简朴”，又有着“性情顽固”的特点。⑨据晋震梵回忆，当地民众的一些民俗“不甚健康”，譬如无论男女老少，夏天多不穿上衣，“实有伤大雅”⑩。对此，曾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供事的赵荣声对平陆县太宰村的民风有过较为形象的描述，或可对中条山地区的民风一窥。 这个太宰村处于丛山之中，只有很狭窄的小道与外面相通，一向十分闭塞。妇女梳髻的多，剪过发的少；裹小脚的多，天足的少；齐膝的褂子大襟上镶滚着很宽的多边花边，据说还保留唐朝遗风。因为这里山泉缺碘，又和外界隔绝，很多人患甲状腺大脖子病，没有得到治疗。(11) 以婚俗为例，中条山地区的婚俗相当落后，早婚现象颇为流行。以安邑、解县为例，据《山西省民国10年人口统计》记载，安邑、解县男女结婚人数为1758人，其中15岁以下结婚者，男性21人，女性57人；16—20岁结婚者，男性250人，女性716人。(12)驻扎在中条山西段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曾惊讶地描写道：中条山地区“有一恶习，男女早婚。女子十七八岁，男则十二三岁，关系人群体格、文化，均甚可惜”(13)。婚俗是一地民风民俗的重要体现，通过对中条山婚俗的考察，不难窥见该地区的民风取向和生活水准，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几无区别。 较之于婚俗的落后，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更令人咋舌。在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李默庵看来，中条山的农村“很落后”，民众多“不讲卫生”，当地妇女一辈子“只洗三次澡”，也就是出生、结婚、下葬各一次。(14)晋震梵甚至认为中条山山内民众“风化迟开”，与外界交流甚少，“与山外相比几同隔世”，并举例称“村妇均发绾顶髻，钗环罗插，衣着红绿，袖宽盈尺，犹若戏装，观之甚觉离奇”(15)。显而易见，在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国民党军)驻地官兵眼里，中条山地区属于经济落后、信息闭塞之地，民众生活方式极为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