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重新面对秦牧这位散文大家的时候，不禁想起一个评论家对冰心的由衷赞叹：“我们面对一个海”。的确，我们今天可以从秦牧的作品中挑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的散文也确实带有那一个时代所难免的深刻印痕，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否认他的浩瀚和博大。这浩瀚和博大，当然和他在多种文体中都有建树，和他几百万字的丰盛创作量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指他宽广的胸怀和由他的作品所构筑起来的完整而寥廓的艺术世界。本文试图分析的是，构成秦牧深广的艺术世界的基本元件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有机地组合成一个艺术整体的？ 一 许多已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我们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反复出现的、与他们的个体生命紧密相联甚至是映现了他们心理情结的象征性意象，这些意象往往既是构成作家艺术世界的基本元件，又是我们打开这个世界大门的钥匙。比如鲁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狂人”形象。在秦牧的散文中，也可找到几个反复出现且有密切联系的基本意象：土地、船、花。这些可以说是秦牧的敏感区域；他的大多数散文，直接或间接地触及这些意象，更重要的是，他的代表作，如《社稷坛抒情》、《土地》、《古战场春晓》、《花城》、《潮汐和船》等，都是围绕这些意象去抒写吟咏的。 我们可以先来谈谈“土地”。秦牧对“土地”有着质朴而深厚的感情。本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的散文的优势在于对事物妙趣横生的叙述和描写，在于对现象幽微入致的剖析和议论，至于抒情，至少与当代散文三大家的其他两位相比较这方面是他的弱项——事实上，秦牧在谈及散文创作时往往也是推崇“思想”、“知识”而相对忽略了“情感”。但是，一旦面对“土地”，他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的笔调会因为饱含感情的汁液而富于诗意。在诸如《社稷坛抒情》、《土地》等篇什中，他不断地抒写人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对于泥土的深厚感情： 瞧着这个社稷坛，你会想起了泥土，那黄河流域的黄土，四川盆地的红壤，肥沃的黑土，洁白的白垩土……你会想起文学里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泥土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到自己胸上；有人远适异国归来，俯身去吻了自己国门的土地。这些动人的关于泥土的故事，使人对五色土发生了奇异的感情，仿佛它们是童话里的角色，每粒土壤都可以叙述一段奇特的故事，或者唱一首美好的诗歌一样。[①] 人类热爱泥土，因为泥土与生命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或者说，泥土就是他们生活的依托和母体。而我们在这些文字中所感受到的，正是一个大地之子对母亲的深情歌唱。在作者看来，土地就是孕育人类生命及文化的母体，“没有这泥土所代表的大地……不会有一切人类的文明”。当然，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秦牧对土地的歌唱，往往带着一种悲怆的基调，因为他在抒写大地时，常常会推延出“在大地胼手胝足的劳动者”，会联想到他们悲壮的历史命运。比如在《社稷坛抒情》中，作者置身于五色坛上，由土壤的漫长形成过程便联想到开辟这些土地的劳动者，“他们一代代穿着破絮似的衣服，吃着极端粗劣的食物”，“他们在田野里仰天叹息，他们一家老小围着幽幽灯光在饮泣”，“他们画红了眉毛，或者在头上包一块黄布揭竿起义”。在《土地》中，作者以歌颂“土地”为中心，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时而中原，时而域外，时而古代传说，时而现实生活，但有一条线贯穿作品的始终，即表现人民热爱土地的深厚感情、保卫土地的悲壮斗争和建设土地的辛勤劳动。总之，在秦牧的散文中，“土地”和“人民”是联结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人民”是“土地”这一意象的象征义，他对于“土地”的抒写，每落脚于表现和讴歌“人民”。 把“人民”看成同“土地”一样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母体，这反映了秦牧民本的思想或人民的观点。秦牧曾经说过：“各个国度的优秀作家，不管他们所处地位如何，生长在历史的哪一个阶段，都是在若干程度上具有人民观点的人。”[②]而秦牧也正是这样的作家，他的目光总是关注着社会底层这最基本的存在，他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去把握和反映生活，或者揭示劳动人民悲怆的历史命运，或者讴歌人民群众创造生活推动历史的力量。他在四十年代出版的《秦牧杂文选》，揭露和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着眼点正在于映现底层民众的悲剧遭遇和命运。而建国后的散文创作，讴歌民众在建设新生活、推动历史发展上的丰功伟绩，则是一个基本的主题，从五、六十年代的诸如《青春的火焰》、《赞渔猎能手》、《缺陷者的鲜花》到粉碎“四人帮”后的《长街灯语》等都体现了这个主题。这里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古战场春晓》，这篇散文写于一九六一年春，正是我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作者来到反帝古战场三元里，抚今思昔，思绪万千。他从眼前大好河山写起，回忆起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雷鸣电掣、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讴歌了中国人民“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的英雄气慨。这历史画面和现实中春满大地、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熙熙攘攘的景象交相映照，暗示着我们的人民又在创造历史的奇迹。结尾点明主题：“呵，我们美丽的土地，英雄的人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的确是一篇振奋人心的散文。现在有人把它同当年政治的浮夸风联系起来，甚至把作品同当时“超英”、“赶美”的现实政治挂上钩，[③]这就有点荒唐了。在我看来，作品所要礼赞的，是我们的人民在逆境中显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在作者看来，这种精神力量在过去可以打败侵略者，在今天同样能战胜现实中暂时的困难——要说同现实政治的联系，应该是体现在这一点上。 秦牧曾经提过他虽出身于一个华侨破落商人的家庭，但“母亲是婢女出身”，青少年时代又因父亲的破产“曾经度过相当艰难竭蹶的生活”，“抗战时期，在困顿的旅途中又曾经步行几千里，在公路的茅棚中和乞丐一起，躺在稻草堆中。”[④]我想，正是这样的家庭和经历培养了秦牧对“土地”、“人民”的感情和观点。而也正是这种感情和观点，使他的文学创作能站在坚实的土壤上，观照生活有一种开阔悠远的视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有些的确表现出肤浅的乐观主义，秦牧当然未能完全幸免，但相对来说，他的作品要沉实厚重得多，原因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