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语丝派的散文创作进行了整体透视，论述了它的思想倾向、审美特色与文体风格等，并对若干重要作家在创作特点上的异同作了比较分析。 文章对周作人作品从正负两面展开探讨，对该派作家创建的“语丝文体”进行了价值评判。 语丝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当《语丝》创刊不久，围绕其周围的一个作家群体以凌厉的攻击气势向旧思想旧文学宣战而显示出集团作战的威风时，一些人犹如“踏在炸药上”的惶恐，“语丝派”的称号就不期然而至。然而，当年鲁迅对于“语丝派”仅仅被视为一个“党同伐异”的派别，却有难于言说的苦涩：“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们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这分明是“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说头，其“‘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1）]。这里隐隐透露的便是语丝派那时招致一些人的误解以及鲁迅对人们加于语丝派肤浅认识的愤慨。如今，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烟消云散，当我们可以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审视逝去已久的文学现象时，当然已无须再有门户之说，而语丝派实在并非只是一个打打杀杀的群体，其整体构成及其思想色彩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对它作一番历史的评说就非常必要；更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存在，它实有更拓展的内涵，尤其是其创作所显示的流派特色、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有更丰富的蕴含，这似乎是更值得重视的。 语丝派向以散文创作驰名，其多数成员大抵独操散文一体，因而它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纯正的散文创作流派之一。该派于1924年《语丝》创刊形成，1930年《语丝》终刊而解体，可说是一个历经风雨、挣扎得较久的群体，留下的散文创作数量之多在现代散文流派中是数一数二的，对语丝散文作整体透视，不独对于展示这个流派的创作实绩及其为我国现代散文所作的独特贡献是有益的，即便是由此认识该派的整体变异、复杂状貌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 语丝派是一个复杂的文人群体组合，其复杂性在于：不但在同一个阵营里作家的政治倾向、思想色彩颇不相同，“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2）]；就是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也往往显示忽而战士忽而学者、忽而激进忽而消沉、忽而前进忽而倒退的很不谐调的色彩。由是，对语丝派散文家作左右两面的审视，都符合实际，又都有其偏颇性，唯有考察该派作家在复杂时代里的独特生存形态，方是确切把握语丝散文创作倾向整体性特征的前提。 语丝派的多数散文家是从五四走过来的。五四的“陈迹”积淀在这些“过来人”意识深处的，是对往日战斗历史的追忆与怀恋，是对五四精神的不同程度的认同与张扬。于是，在五四落潮以后思想沉闷、政治低迷的特定时代氛围里，他们重新集结，首先喊出的是“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3）]的声音，意欲为当时沉寂的文坛划出一道亮色。这既是未曾躬逢五四其盛的“小京派”[（4）]散文家无法感受的：他们对五四的隔膜根本不会考虑散文还有参与斗争一说；也同只与五四打了个“擦边球”的部分创造社散文家（如郁达夫）大异其趣：他们并无深切的斗争体验，在散文里唱出的大抵是哀怨之歌。正是在这一点上，恰恰显示了语丝派创作的显著特色：分明承续了五四时期《新青年》散文作家的遗绪，由此使语丝散文赢得了莫大的光荣。 五四落潮是同《新青年》解体联系在一起的，在《新青年》不复存在的时期里，思想文化界依然处在纷乱之中，思想文化批评的任务依然十分艰重，文坛时时在呼唤着重现当年《新青年》的风采与雄姿。语丝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的。如果要在20年代的文坛中找出一个同《新青年》作家群最为接近的散文流派，大概就非语丝派莫属。这不独表现在，《新青年》散文中的主要文体是杂感、小品，语丝作家最擅长使用、在读者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文体也是杂感、小品，杂感、小品几乎成为“语丝文体”的代名词。《新青年》的杂感、小品主要用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语丝派作家“所想做的”是“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5）]，同样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重。更重要的还在于：语丝作家同《新青年》作家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系，他们之中一部分继承《新青年》传统，是一种相当程度的自觉行为。细细考察语丝派的构成，便可发现：语丝作家中最具影响的几位——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曾是《新青年》散文作家群中最重要的作家；《新青年》作家群中可列入前七位的散文家，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外，语丝派占有其四。这些来自《新青年》阵营的作家对《新青年》精神之情有独钟是无怪的。鲁迅自不必说，“《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他“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章”[（6）]，对《新青年》的无限依恋是溢于言表，也会以更切实的劳绩持续《新青年》时期的战斗。试将创作于语丝时期的半部《坟》、《华盖集》正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与创作于《新青年》时期的《热风》与《坟》中的部分文字相比较，不独后来在杂感创作的数量上是几倍增长，而且其杂感文字“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7）]，依然实施着《新青年》时期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并在《新青年》的基点上跨前了一大步。钱玄同在语丝圈子里是公认的一位“激昂慷慨”的“疑古玄同”先生，他在语丝初期就申明“此玄同即彼玄同”，意思是自己还是“五年前”（即《新青年》时期）那个好“疑古”、好“凭了主观来武断”的玄同[（8）]。其发表于《语丝》的杂感，“激昂慷慨”不减往昔，时而痛骂封建遗老（《告遗老》），时而斥责“那个大虫”（按指章士钊，《废话》），时而还敢于直陈自己的“一个偏见”：“咱们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接受’”（《敬答穆木天先生》），活现着《新青年》时期那个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以致于主张连汉字也一并废去的颇为激进的钱玄同的面目。即便是在“叛徒”与“隐士”之间徘徊的周作人，有时还记着《新青年》的历史，以致于说出：“我在北京溷了十年，至今还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时代的意见和态度。”[（9）]这话对照其创作，固然要大打折扣，但就其《语丝》前期敢于批评时政的“态度”说，也还有些相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