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追踪现代主义，90年代骤然间转向传统与乡土，一度让相当多的渴求文学创新变革的人们深感失望。90年代中国文学的撤退和转型由西北两位作家高调出场来表征，陈忠实携《白鹿原》，贾平凹携《废都》，联袂以“陕军东征”命名来亮相。很显然，除了陕西的评论家热情助阵，有一阵短暂的沉寂，随后就是对《废都》的激烈批判。90年代以后，乡土中国叙事在乡村的土地上成就了自己的伟业。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张炜、阎连科、刘震云、阿来，等等，把乡村这块土地上演绎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如此真切地展现出来，无论如何都是百年世界文学中的奇景。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渐行渐远，再也没有80年代那么热烈拥抱世界的渴望。它退回到自己的传统里，宁可在自己的方寸之地拳打脚踢。按德里达的意思，那些困境(aporia)是没有空间的——没有路径，甚至没有步伐；然而，中国的乡土叙事硬是默默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尽管中国的乡土叙事——要说文学样式、艺术品性，那确实是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欧洲19世纪的那种类型。这是从卡夫卡、普鲁斯特、加缪、博尔赫斯撤退回去的路径，重现的是欧洲和苏俄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其中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的那种精神形貌，也始终有马尔克斯这个南美的大神在显灵。然而，这些中国的乡下人，却是更专注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故事、中国人的品性和命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撤退与其说是一条正确的路径，不如说是于无穷彷徨中的意外收获。如果说90年代以来的乡土中国叙事确实取得成就，那就不只是在文学的旧有的论域里去阐释它的方方面面，也不必对它求全责备；而是要看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至今，它坚持不懈所做出的自我突破，它是如何变得更加大气，如何能把自己往绝路上逼。例如，贾平凹自《废都》之后，不得不去摸索一条重返乡土中国的独特道路，《秦腔》确实是以其现实感迈开了硬实的步伐，但是随后的《古炉》《带灯》《极花》《老生》《山本》，一部比一部更深地走进历史，一部比一部更执着地去接近现代历史之初始，这里面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意义?更醒目和突出的问题是，贾平凹这些作品，一部比一部更“土”，一部比一部更“狠”，这又是做何打算?又是什么路数?这种“狠”的行为在他的创作道路中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贾平凹更深地走进历史来说，这又“土”又“狠”与他讲述历史又有什么关系?更大点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文试图去接近这个问题，知道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有极大的难度，只能尝试打开这个论域，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何为“土”?何以为“狠”? 贾平凹本来就土，一直就土，何来“越来越土”之说?贾平凹深爱他的故土，以他的家乡为荣。他多次表达过最爱回他的家乡陕南商州那地界。早年他的《商州初录》以散文笔法，陕南的土地山水被他写成江南风景。他的成名作《鸡窝洼人家》，那处青山绿水，虽然有早春的料峭，但还是压不住山水的俊秀。即使是大雪满山，贾平凹还是不甘心，已经被雪覆盖住的“消失了的”从坡上流下来的那条山溪，还是要写出“咕咕的细响”，“证明着它在雪下的行踪”。而被沾满雪花的门前的竹丛，“倒像是丰收后的麦秸积子”。要如此费心把西北的冬天写出美好，不为别的，贾平凹那时打定主意，在他故土那片土地上，山好水好人更好——即使他们命运不济，但心灵美、道德情操美是肯定的。在烟峰、回回、禾禾、麦绒之间，是奇怪的四角爱，这在今天看来如此压抑的情爱婚姻关系，在1984年小说写作发表的年月，却足以拨动人们的心弦。显然，贾平凹那时沉浸在人性论的氛围里，他要写出人性的美，这是对过往人性曾经受到压抑的反动。这篇小说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推进了一步，乡村农民敢于追求自己的爱，这个故事不惜以拆散两个家庭来成全“真正的爱情”。这个动作在当时已经有点大，尽管在今天看来像是刻意压抑不得已采用的叙事策略。但唯其如此，贾平凹才能写得那么优美感伤，荡气回肠。稍后《远山野情》(1985)中的白香在生产队长、吴三大之间维持一种合作关系，虽然白香的品性被描写得正直善良，不管是为生活所迫，还是追求真诚，毕竟是发生了多角的性关系。那种山野的粗砺已经显露出棱角，只是依然美好的人性反复缠绕着温情馨香之意。 随后贾平凹发表数篇影响一时的作品，《天狗》(1985)、《黑氏》(1985)、《五魁》(1990)、《美穴地》(1990)这些作品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性的能量。西北风土人情无疑做得充足，这是贾平凹最为拿手之处，而人性论则向着性情乃至性深化和细化，这也是对人性的尖锐透视。这些作品依然是在西北的民俗风情的范畴里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显然，80年代后期以来，新时期的“人道”“人性”话语也从观念化的批判性反思转向更复杂的历史反思，其思想性方面遇到瓶颈，只能在人性的单纯深化方面做文章。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马原的《虚构》《大师》等作品，着手在性方面打开一条路径，以求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其实，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正是处于创新的焦灼之中，根本缘由在于思想动力的匮乏。“现代派”以玄奥，“寻根派”以暧昧，并未找到思想的立足点。秉持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家，尤其是贾平凹偏居西北一隅，他正好可以从寻根的流风余韵里找到理由和依据，放手一搏性情的极限。看《五魁》《美穴地》，性情二字正是贾平凹用力最深处，原来温情脉脉浅尝辄止的爱情，现在正被女人的心性性情所替代。这里未尝没有心心相印，但突显出来的是性的魅惑，是身体、触摸和“浑身的血就汩汩地流”。贾平凹的笔也越发精细，不只是如游龙走丝在女人的身体曲线中运作，精妙无比；同时在心性、命运以及文化习俗之间起落开合，笔法神奇，韵味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