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看，“现代性”都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和诗歌的最主要命题(当然，它同时也是一个艰难的命题)，而这也正是诗人穆旦被“重新发现”以来被人们所看重并被不断谈论和争论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种不断受挫、遭受到多种误读和审视，看上去也永不完成的“现代性”。在今天，穆旦已被视为最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被视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见钱理群等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穆旦已多少被“经典化”，对穆旦的研究也有多方面的拓展。但是，质疑声仍在，穆旦一生的创作世界中也还有很多有待厘清、有待重新认识的东西。更重要的，我们在今天怎样看穆旦?这样一位诗人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又何在? 穆旦“崛起”在一个民族危亡、但又充满了思想和精神激荡的年代(“七七抗战使整个中国跳出了一个沉滞的泥沼，一洼‘死水’”，见穆旦评《慰劳信集》书评①)。如果说穆旦代表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探险”几乎从一开始就突入到它的中心和前沿地带。他于1945年出版的诗集《探险队》的第一首诗为《野兽》(1937)：“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这种充满生命锐气和能量的诗，不同于二三十年代诗坛那种感伤、沉闷、颓废的调子，也有力地突破了早期“象征派”或“现代派”的范围。说实话，穆旦对诗的追求，和当时也和今天的很多人仅仅把“现代主义”视同为某种“纯诗”的狭隘理解并不是一回事。 这当然首先体现在语言的锐意革新上。“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给诗以hard and clear front”(“给诗以坚实而清澈的面向”)，这是穆旦晚年给杜运燮的信，可视为当年他们共同的追求。《春》(1942)一诗一开始就是“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意象新奇，富有动感和活力；“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是多么美丽”，奇异而又强烈，恰如袁可嘉所说“肉感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体”，两者之间有一种极大的张力；“啊，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又以其敏锐的知觉，特意把光影声色分开，不仅突出了每一个意象独立的质地性，而且有一种锋利有力的现代主义式的语言质感。 至于诗人同年写下的《诗八首》，如放在新诗发展的脉络上看，其新奇、纯粹和玄奥更是令人惊异。王佐良就曾引证该诗的第一节“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然后这样说：“一种玄学式的思辨进来了，语言是一般口语和大学谈吐的混合。十年之隔，白话诗更自信了，更无取旧的韵律和词藻。”② 更令人感到陌异的，是这种诗歌语言并不是从传统诗意中蜕变而来的，却是用“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见穆旦《合唱二章》)。像奥登一样，穆旦有意要把一些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和战争时期的语言材料转化为诗。他吸收了大量“非诗”的、与传统诗意相异的词汇，其句法也具有一种更复杂的整合性。这就让有些人兴奋而有些人感到不适。好在这不是炫技或拼凑，而是从“善感的心灵”出发，而且还往往像王佐良所说的那样“用身体思想”：“他的五官锐利如刀。”③ 这样的语言文体，已被视为新诗“现代性”的一个标记(当然，它也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与此相关，是穆旦在写法和诗歌样式上的多种尝试。他的一些作品，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五月》《赞美》《神魔之争》《小镇一日》《隐现》《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都突破了所谓“纯抒情诗”的限制，而把叙事、戏剧、文本拼贴、多声部对白和合唱等因素纳入到诗的表现方式和结构中来。如在《五月》中，穆旦就采用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正文”与“副歌”的对照：“副歌”由五首旧体诗的仿作构成，“正文”则是一种穆旦式的诗，语言富有现代肌理和内在张力，高度浓缩到要爆开的程度，甚至有意识地用了一些充满暴力的军事用语和工业性比喻，极尽现实痛感和战争的残酷荒谬。这样，在“正文”与“副歌”之间，正好形成一种对照，并产生了强烈的思想艺术张力。 而这，就很难说是在简单模仿叶芝的“迭句”或艾略特的《荒原》了，而且也不是在“玩形式”，而是透出了自觉的写作意识和历史洞察力(因而我不同意诗人西川关于“穆旦的复杂(只)是修辞的复杂”④这样的判断)。就《五月》来看，穆旦不仅要找到有效地切入现实的写作方式，还要讽刺那种“你一杯来我一盅”式的对现实的逃避。《五月》这种辛辣的对“旧体诗”的戏仿以及“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的诗句，透出的正是对新诗创作出路的清醒认识，并且和鲁迅的摆脱“瞒和骗”“睁开眼看”的精神一脉相承。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一种更为艰巨的现代艺术历程。 穆旦的艺术探索，总的来看，给新诗带来了一种更强烈、陌生、奇异、复杂的语言。这不仅和他对英语现代诗的接受有关，更和他执意走一条陌生化、异质性的语言道路有关。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探索一种更适合他自己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有时产生了怀疑……有时又觉得这正是我所要的，”见穆旦晚年给杜运燮的信)，因而也不断招来了非议。我自己曾对此做过多次“辩护”，我愿在这里再次重复：“诚然，穆旦的语言探索也留下了诸多生硬、不成熟的痕迹，但是，如果说他的语言尚不成熟，那也是一种充满了生机的不成熟。他的不成熟，那是因为他在经历着一种语言降临时的剧痛和混乱。”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