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某个黑夜，奋笔工作的鲁迅在所编《引玉集》的后记的最后，写到了郑振铎(西谛)，并充满激情地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① 鲁迅自豪地说的“我们”，当然首先就是自己和郑振铎。而今天，我们用“保存者”“开拓者”“建设者”来概括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身份，仍然感到非常确切。而且，无论在荆天棘地的旧时代，还是在光明的新中国，郑振铎作为保存者的及时、果断、睿智、奋不顾身，作为开拓者的异乎寻常的敏锐、超前、全方位、勇往直前，作为建设者的无与伦比的辛勤奉献、硕果累累，都是十分罕见的。他又无私地甘于做无名英雄，甘于做泥土，加上后来研究者的忽视，甚至还有集体性人云亦云和选择性盲视偏视的现象，导致郑振铎有很多非常重大的贡献却近乎被人遗忘，在有关文学史书及教科书、工具书上缺少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记述。因此，在纪念郑振铎诞辰120周年和牺牲6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鲁迅说的“证明”一词，来对郑振铎的杰出贡献再作一番论证。 周予同在1957年曾经这样描述郑振铎：“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②这里提到了文学和考古学。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并为二所的首任所长。而众多的学术部门确实也不能“圈住”郑振铎，正如胡愈之所说，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③。有位作家认为：“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④有位学者说：“从他逝世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⑤事实上，郑振铎在民俗学、艺术学、文献学、编辑学、博物馆学、社会学等方面，也均有精深造诣和重大建树。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郑振铎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例举几个较重要的问题来做点“证明”。 一、郑振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最主要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代表人物 其实这是该会众多发起人早就说过了的，只不过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视如未见。例如，叶圣陶多次说：“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⑥郭绍虞说：“文学研究会之成立以振铎为骨干”⑦，“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振铎是中心人物之一”。⑧孙伏园说：“那时郑振铎先生奔走文学研究会最热心。”⑨征诸史实，该会的成立须从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组成《新社会》编辑小组讲起。该小组实际就是一个宗旨鲜明、颇具实力的新文化社团⑩，于1919年10月前已成立，成员初为郑振铎、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略后许地山加入。从《新社会》的编辑出版实况看，该小组的核心人物无疑是郑振铎。郑是《新社会》发刊词起草者，发表文章最多，很多都登在打头位置。后来改出《人道》也主要是郑决定的，瞿秋白承认自己的意见“不足为重”(11)。这五人除瞿秋白，都是后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12)。该小组无疑就是文学研究会的胎胚或雏形。日本学者松井博光1979年在东方书店出版的《薄明的文学》，也认为从组成文学研究会的过程来分析，归根结底，其中心人物肯定是郑振铎。 该会的发动缘起，在1921年第二期《小说月报》上所发表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的第一部分《本会发起之经过》中有详细记录(13)。考察郑振铎同另外11个发起人的相互关系，可更清楚地看到他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该会与其他社团的关系。首先，郑、耿，瞿(世英)、许四人是原《新社会》小组的成员，这不用多说。周作人是《新青年》社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革命提倡者；还不可忘记的是，周作人背后站着其兄鲁迅。用后来“创造社”的话来说，周氏兄弟是该会的“偶像”(14)。从周作人日记可知，郑从1920年5月开始与周时常通信并见面，在酝酿发起该会期间来往更为频繁。朱希祖是周在北大的同事，也是鲁迅周作人留日时的同学，朱参与发起当是周向郑推荐的。周当时又参加了北大新潮社，并任该社的编辑主任，而郭绍虞、孙伏园、叶圣陶都是该社的社员。郭当时在北大旁听，与郑相识。孙则在编辑《晨报副刊》，郑从1920年7月初开始向该刊投稿。叶当时不在北京，因和郭是同乡，由郭向郑推荐而为发起人。王统照当时正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为曙光社的主要成员。《新社会》小组的成员大多在《曙光》上发表过文章，而郑、耿、瞿(世英)都参加了曙光社。蒋百里是共学社的主要成员，与商务印书馆当局也有交情，郑曾帮蒋编书。另外，蒋还认识沈雁冰(茅盾)。沈当时已在商务的《小说月报》做编辑，沈晚年回忆录中提到，当商务负责人要他主编《小说月报》时，他写信向未曾谋面的王统照约稿，却意外接到了郑的回信，说他与王是好友，并告以正在筹备文学研究会的情况，同时邀请沈作为发起人。所以如今“现代文学史”谈到该会的成立必首提沈、叶而不提郑，是不对的。除上述发起人外，我们不应忘记，郑当时还写信邀请鲁迅参加；另外，他还曾写信给田汉，请他和郭沫若作为发起人(15)。1958年5月，郑振铎在接待山东师范学院教师、研究生来访时，回答了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提问。今存他写的答问提纲，在谈“这个会的前身”时，提到了新社会小组、人道社及新青年社、新潮社、共学社、曙光社。由上所述，该会确实与这几个社团有较大的关系。而手稿中还写到“北大的一部分人没有加入(胡适、康白情等)”，这是否意味着郑当时还邀请过胡、康诸人作为发起人(此事从未有人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