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沈从文小说的视角转换”。今天正好是沈从文逝世30周年，这是一个凑巧。这个题目包含了好几层意思，所谓视觉转换不仅仅指电影，还有连环画、歌舞。记得前年吧，我到张家界学院去讲沈从文，那里有一个很雄厚的沈从文研究中心，很多非常杰出的沈从文专家学者，去那里有点“关公庙前舞大刀”的意味。他们招待我看歌舞剧《张家界：魅力湘西》，一场大型的歌舞演出，里面有一段《边城》的舞蹈，我觉得编得很好，哥俩和翠翠翩翩起舞，音乐也非常动听。但是歌一出来就觉得有点煞风景，因为歌很难编，歌词很单薄，总觉得词不达意。我等下会讲到沈从文不喜欢在《边城》电影里有什么“主题歌”。除了这种歌舞的改编外，还有连环画，但是今天我只能讲电影方面的史料。 沈从文是一个天才，他不仅在文学上天分极高，而且在绘画方面也很出彩。他没有经过任何有关于绘画的训练，但即使是随意的速写也画得非常好。《湘行漫记》中写到他在船上给张兆和写信时画一座山，仅寥寥几笔，味道就出来了。此外，沈从文的书法也极棒，那时候他把当小兵赚来的薪水拿去买了很贵的字帖，例如《曹娥碑》等。因为他的书法好，所以才会去湘西王陈渠珍那里当一个文书兵。很多年以后，有人找到一个碑文的拓片，对沈从文说：这是你写的。这时沈从文已经很老了，他一看，真的是他写的，18岁的时候写的，写得很不错。有一个叫舒展的人经常去访问沈从文，瞅个空子就去字纸篓中搜罗他的废稿，抚平了带回家。沈从文的章草，就连香港的收藏家、书法家董桥也赞不绝口。同时，沈从文还有音乐方面的天分，他的天分不表现在作曲，而是在爱乐。在50年代他们家最值钱的就是一部东欧波兰出的留声机，家里有很多唱片，一家人有空就在那里听交响乐。能证明沈从文这种音乐自信的是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位朋友的儿子就读于某音乐学院，因为读得不太顺心而想退学，所以就请沈从文写一封信劝劝自己的儿子。沈从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表示他要是年轻时有机会去学一点乐理，“作点曲子或许比西哈努克先生的作品好听一些也说不定”，那就可以和莫扎特赛跑了，①由此可见沈从文的音乐自信。“与……赛跑”，这是他的常用语言，当年他写小说的时候也曾说要和契诃夫与莫泊桑赛跑。②沈从文身上有一种湖南人的蛮劲，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今天我要讨论的是后来的人如何将沈从文的小说视觉化。到了40年代，沈从文在感情和情绪上有非常多的困扰和波动，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文字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用他自己的说法即“文字受了历史的腐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作为表达的媒介已经不干净了，当一个人想表达内心幽微的心思时，从媒介上来说，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音乐，所以说最好的媒介是音乐。沈从文对音乐有某种乌托邦的想象，他曾说现在民心那么坏，我要是掌了权，就命令所有县城的十字路口摆几个音响，放点交响乐，三个月之后一定民风纯粹，这是他对音乐效果的某种期待。沈从文40年代对文字的怀疑，影响了他的创作，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作品都有点不写实，《看虹》与《摘星》都有点缥缈，有很强的抒情性，读者抓不住他到底要表达什么。这里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否定文字的纯粹性，但同时又不得不用文字来完成所谓绘画和音乐作曲的效能。他应对这种矛盾的方法是在小说或散文中设计一个作为画家的人物，很多内心的东西就通过这个画家去表达，这是他采取的一种方法。我现在关注的是80年代沈从文复出以后，突然间许多人都对他的小说感兴趣，尤其是对他的小说可以改编成电影感兴趣，因为他的小说确实非常具有画面感，故事也非常感人，所以当时形成了一个改编热潮。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沈从文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些改编，因为当时他还在世，所以改编者会去询问他的意见。沈从文的意见很有意思，可以回答我们的想象：如果让沈从文自己来把他的小说拍成电影会是什么样子?沈从文的态度有时候是非常坚决和愤怒的，他的话是很激烈的。现在我们具体来看看由他人改编沈从文小说的电影，一共5部，不同时期由不同导演执导。 一、沈从文论改编 我首先要提出这几个问题：在特定的时空中，某一叙述及演映形式为何及如何主导观众的想象力?是什么样的权威力量影响形式的“传达”，或“隐藏”所谓的真实真理?我们结合几部电影来讨论。 沈从文的相关表述照例低调：“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只能当成一种‘历史’性作品看待，既已烧去三十年，我倒觉得极近情合理，还鼓励了我第二次改业的决心。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③这是一种自我贬低，通常也是一种欲扬先抑，即我的缺点恰恰也是我的优胜之处。什么意思呢?在沈从文看来，所谓电影是强调思想性的观念他并不在乎，他不在意在思想性上取胜，所以说在生前看不到重现电影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这是沈从文历来低调的表述，但是之后我们能体会到其中那种倔强的自信。
严俊导演的《翠翠》
李翰祥编剧的《金凤》 二、严俊的《翠翠》和李翰祥的《金凤》 其实50年代在香港，已经有两部电影是从他的小说改编的，而且红遍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地区。旅美女作家李黎80年代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经常到大陆拜访一些作家。一天她终于见到了沈从文，她想起她看过的两部电影，就把主题曲唱给沈从文听。这段文字是非常悲伤的：“那是童年看香港‘国语片’的年代，林黛、严俊主演的《翠翠》和《金凤》，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竟然就是《边城》和《贵生》改编的!可是电影再也拍不出那份遥远、忧伤又带着野性的诗意：孤女翠翠在睡梦中听到美丽的山歌，灵魂乘着歌声飘上江边的悬崖半腰，顺手摘了一把虎耳草……三十年后，当着他的面，我把小时候唱熟的，几十年也没忘的两首电影主题曲唱给他听。他咧开无牙的嘴无声地笑，我感到既欣慰又悲伤。”④ 1953年的电影《翠翠》由严俊导演，主演是林黛、严俊和鲍方。电影的英文名是：Smging under the moon，所以这部影片是以歌为主的，在香港的长洲和香港仔取景。林黛一炮而红，在东南亚发行量很大，非常受欢迎。沈从文可能看过，最大的不满是翠翠年纪太大，太成熟了，他非常强调翠翠是天真无邪的懵懵懂懂的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