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的小诗以抒情写理为多，但其中又以写理为重。小诗的哲理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从对自然、人生的感悟中迸射出来的思想火花。冰心的小诗多表现自己内省的沉思和灵感的顿悟；宗白华的小诗多以哲学家的智慧和胸怀去把握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由于哲理与小诗的密切联系，并形成潮流，因而人们又把小诗派称为哲理诗派。小诗与哲理的成功结合，对于新诗是一种突破、一种创造。而小诗在内容与形式上所存在的种种弱点，则影响和限制了它的发展。 关键词 小诗的流行 小诗与哲理 小诗的中衰 梁实秋说过，“五四”时期“最流行的诗是‘自由诗’，和所谓的‘小诗’，这是两种最像白话的诗。”[①]实际上，“小诗”也是“自由诗”，只不过它作为一种“变异”的新诗形式，在1921年到1923年间的诗坛颇为盛行，以致被人们称作“小诗流行的时代”。 一、新诗坛上的宠儿 小诗随新诗一同诞生，在早期白话诗歌中，就有胡适、周作人、俞平伯等写的小诗。不过，那时小诗的声音还很微弱。但到了1921年，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写起小诗来了。小诗跨越了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形成一种比较广泛的诗歌运动。确定小诗美学规范的是周作人、朱自清。文研会的冰心、朱自清、郭绍虞、徐玉诺、王统照、周作人、郑振铎、刘大白，创造社的郭沫若、邓均吾；湖畔诗派的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此外还有宗白华、俞平伯、康白情、何植三等，都是小诗作者。由于众多诗人的推涌，小诗成了“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新诗坛上的宠儿”[②]。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祷》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诗集，其他许多诗人的诗集中也包含不少小诗作品，其中成绩最好、影响最大的是冰心和宗白华。是他们把小诗创作推向高潮，奠定了中国新诗这种独特形式的艺术基础。 小诗之盛行，既是时代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也是诗歌本身的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白话新诗的“尝试”运动为新诗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文研会为代表的写实主义诗歌进一步完善了新诗的诗质与诗形，以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为新诗的发展铺设了坚实的奠基石。新诗已历史地完成了从旧诗到新诗的变革。但人们觉得文研会的现实主义诗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初期白话新诗缺少“余香和回味”的流弊，“女神”体虽擅长抒发火山迸发般的激情，但又有形式过于自由散漫，情感一览无余的毛病。于是，人们觉得诗坛应该有一种短小简炼、富于诗味的诗体来弥补诗坛的不足。正如周作人所说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有感兴，自然便有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的小诗之需要。”[③]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情感“像电光的一闪，像燕子的疾飞”，[④]这种生活中真实、常见的瞬间即逝的情感用短可一行、长可三五行、七八行的小诗去表现再好不过。并且中国诗人向来喜欢短诗，中国诗人通常热衷于捕捉一个景色、一种情绪、一种境界的神髓，而不喜欢描绘五花八门的现象。因而，小诗的文体优势能够普遍满足人们抒情言志的需要，能够适应人们的某种审美心理定势。“五四”高潮期，像“女神”那洪钟般的巨响与写实主义的沉重叹息固然是诗坛的主色调，而“五四”退潮以后，由于社会的黑暗，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苦闷与彷徨，他们由感情的亢奋转向冷静的沉思，对社会、对人生勤于思考，敏于感受，偶有感兴，发而为诗；三言两语，道出某种哲理，写出某种感触，描画出某种景致，便为小诗。郭沫若在《女神》之后，写出了风格迥异的《星空》，其中就不乏优秀的小诗，这一事实，也正验证了小诗在诗坛的盛行。小诗的勃兴，实际也是应了诗体解放的要求，旧的镣铐打破以后，诗就呈现出自身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一些人生的感兴、内心的私语、景物的触动，都凭着那份天真烂漫率性为诗。即如周作人所说，“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将它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⑤]可见，小诗这种灵动、活泼、完全开放的形式，体现了五四时期自由体诗的一种新的取向，它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那班新诗人的创造欲和表现欲。 小诗也是中外诗歌形式直接启发和借鉴的结果。从纵向考察，中国新诗中的小诗和《诗经》的部分作品、唐诗及其以后的绝句、散曲、小令和古代民歌中的子夜歌等有明显承继关系。正如周作人所说：“小诗在中国文学史里也是‘古已有之’，只因它同别的诗词一样，被束缚在文言与韵的两重束缚里，不能自由发展，所以也不免和它们一样受到湮没的命运。”[⑥]“五四”新诗人丰富精深的古典诗词修养，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从古典诗词的短诗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来创造新的诗体。宗白华说“唐人的绝句……我顶喜欢，后来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是明白的事实。宗白华曾表示对郭沫若的一些短章的过于直露的不满，主张短诗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他的诗歌美学观点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推崇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结构，所谓“化景为情，融情于景，境与神会，美在神韵”，在他的诗中，“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理妙合无垠，具有齐整的短语、对句和对仗，这都是对古典诗词艺术尤其是唐人绝句的变化与发挥。冰心的小诗受到泰戈尔小诗的影响，但同时它还和中国传统诗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冰心自幼对对联、春联、联句、集句这类变形的古典诗尤为喜爱，而且对联这类短小的诗与泰戈尔的小诗在体裁的大小上已经很接近了。在她的诗中，能明显地感到她借用了对联的写作方式，难怪废名说：“打开《冰心诗集》一看，好像触目尽旧诗词的气氛。”[⑦] 当然，小诗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外国诗歌。在中国新诗的幼年时期，凡是有志于新诗的人们，莫不把输入外国诗歌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小诗在“五四”诗坛的兴盛，一方面是受翻译过来的日本短歌和俳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印度泰戈尔小诗的影响。周作人说：“中国的新诗在各个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股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⑧]周作人与郑振铎是最初积极翻译日本或印度短诗并倡导小诗创作的诗人。从1921年5月起，周作人连续发表了译、论日本短诗的文章，对中国诗人借鉴日本俳句创造新诗中的小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诗坛对泰戈尔作了广泛的宣传。1918年前后，郑振铎对泰戈尔的诗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着手翻译。到1922年夏，他翻译的《飞鸟集》的出版，是小诗风靡中国新诗坛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郑振铎在《飞鸟集》序中所说：“近来小诗十分发达。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说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受泰戈尔的影响，已是众口一词。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⑨]；徐志摩说她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⑩]。冰心在《繁星》序里曾说明了她的诗受泰戈尔的影响。在她80寿辰那天，她更有如下明白的承认：“那是1919年的事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种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条，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11)在“五四”以后，一种完全不讲韵脚，不讲形式整齐，自由、短小的诗歌体裁——小诗，受到了诗人们的普遍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