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蒙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命运，有两个著名的观点，一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二是汪晖的“启蒙的自我瓦解”说，前者是外因论，强调“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①，后者是内因论，认为“中国启蒙思想由于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从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取代了“启蒙主义的文化决定论”②。不难看出，二者虽然归因不同，但都预设了“启蒙中断论”和“启蒙/革命对立论”。 正是因此，鲁迅在1925年重启“《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③，就显示出了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首先鲁迅是五四启蒙的核心参与者和传承者，这就直接挑战了“启蒙中断论”；其次1925年正是国民革命展开时期，这场再起的思想革命直接遭遇了新式政治革命，并产生了互动、冲突和离合。但是，对这场思想革命在当时和今天都缺少充分的关注④，亲与其中的高长虹1926年这样解释： 去年一年北京的出版界，因为特殊的时局的缘故，思想上引起一个小小的运动，这运动因为艺术的色彩比较多些，所以一般读者们都难于认识它的真象。从事运动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说，所以直到现在世间还像没有什么也者。但这个运动，虽然没有那样普遍，但比新青年运动却深刻得多，它是会慢慢地踏实地表现在事实上呢。其中虽然也不是没有派别，但当时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就形式上说，可分为莽原，语丝，猛进三派……三派之中，又以莽原为最急进。⑤ 但是，等到鲁迅1927年南下广州，国共两党都在自己的报刊上欢迎鲁迅在革命中心继续“思想革命”的工作： 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鲁迅先生应中大之聘，已于两日前由厦门跑到我们赤色的广州来了!……同时，希望先生继续历年来所担负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⑥ 我们也想来欢迎鲁迅。可是我们不敢胡乱把“思想界的权威者”“时代的前驱”等等大帽子给他戴，因为这些正是他所鄙弃的。我们觉得鲁迅之所以值得我们青年的欢迎，是他在“思想革命”这项工作上的努力。⑦ 显然，五四启蒙不但没有瓦解，还遭遇了政治救亡，不但没有边缘化，倡导者还一跃成为革命时代的权威、战士和领袖。事实上，这是一个在法国大革命中也出现过的重大现象，托克维尔曾对此发出过极富洞察力的追问：“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唯有他们在执掌权威?我想用几句话指出这个问题，让大家看看这些似乎仅仅属于我们的文学史的事件，对于大革命，以及对于我们今天，产生了何种非同小可的影响。”⑧而本文也想由此探究三个相应的问题：鲁迅为何要在一个国民革命时代重启思想革命?为何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的结果，是“文人”变成了革命时代的“首要政治家”?这种文学和革命的互动对历史和今天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 一、“特殊智识阶级”批判与思想革命重启 仔细考察鲁迅重提思想革命的两封公开信，会发现两个关节点：一是他认为1920年代初的中国在复古倒退，民国精神已经失传，“‘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⑨，因而只有回到《新青年》时的思想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二是他认为这次社会的倒退特别是青年的复古，是新知识阶级自己造成的，即“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所以，“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⑩。显然，鲁迅的思想革命看似复古实则新变，目标已从之前的“民众”批判转向了“智识阶级”批判。 (一)“文化革命”与“知识阶级领导权” “智识阶级”不同于后来经常使用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概念，它1919年从日本传入，使用时间不超过十年，实际是流行于“1920年代中国”这个特定时空里的一个过渡概念。从命名就可以看出，它虽然以马克思的“阶级”论为基础，但不是从经济而是从文化角度突出了“知识”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资产阶级”并列的独立性(11)，目的是以自身阶级为主体来领导社会变革。事实上，在近代史的特定时期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陈独秀1923年就指出“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12)，如果将1920年代也算入，整个“知识阶级领导权”的变迁史大致可以分为晚清、五四和国民革命三个阶段。 晚清中国最初主要是官僚和皇权主导的器物和制度变革，但随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士阶层开始意识到文化变革的重要性。梁启超等人提出了“中等社会之革命”(13)，“唯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目标是“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14)。很显然，这是一个以知识阶级为主体领导社会变革的新方案，他们居于民众和国家之间，通过思想革命和公共领域来发挥力量，为此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将“文学”从古代社会的边缘推到了现代变革的中心工具位置，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新小说/新民/新国”的三合一主张，它实际是以十六世纪以来盛行欧洲的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15)，潜在沟通了“文学/文化/政治”。这些观念也影响到了鲁迅，他后来在日本弃医从文，提出了“精神界之战士”以“纯文学”撄人心、立人立国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