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馆藏与作家研究空间的拓展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文献资料的发掘也日益丰富、驳杂。各类原始书报刊的信息得到了反复的检索(毫无疑问，电子化资源起到了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旧书刊市场、网络交易平台以及由此衍生的个人收藏乃至个人性质的文学馆也已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在文献发掘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①与此同时，公立机构在书报刊征集、作家捐赠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仍值得大力申扬。即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以下多简称“文学馆”)为例，该馆“是国家级重点文化单位，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1981年由巴金先生倡议建立，中国作家协会随即着手筹建，1985年初正式宣告成立，以“收集、保管、整理、研究现当代文学书籍及作家著作、手稿、书信、日记、录像、照片、文物等资料”为“主要任务”。基于巴金先生的号召力、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主管机构的权威性，文学馆在作家相关资料的“征集收藏”方面已颇具规模：“文学馆现共有藏品60万件，其中书籍23万册、手稿22005件、照片16173件、书信25733封、字画1887幅、文物169330件。对作家整批捐赠的文学资料，建立了以其姓名命名的文库。目前已建立的有巴金文库、冰心文库、唐弢文库、张天翼文库、周扬文库、俞平伯文库、丁玲文库、夏衍文库、阿英文库、萧军文库、姚雪垠文库、萧乾文库、张光年文库、刘白羽文库和李辉英文库、林海音文库、卜少夫文库、周仲铮文库等中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文库共81座。”此外，根据馆藏，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丛书等出版物。②

      

       相比于其他图书馆或者类似机构，文学馆的最大优势还不在于图书总量，而在于其博物馆属性。根据文学馆网页“馆藏通典”条目显示，馆藏被细分为十类：图书、报刊、手稿、信函、书画、实物、照片、特藏、视频档案和音频档案。除了一、二两种为正式出版物外，其余八种多属非正式出版物(仅有少量被整理出来)，因此，相当部分相关材料均属作家集外文之列，且具有手稿学的意义，同时，鉴于相关材料属作家们的捐赠，这对考察文坛生态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注意到文学馆馆藏方面的新动向，首先还是因为两次跟穆旦有关的展出：其一是2009年11月初文学馆在“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展出了部分作家手稿，其中就有穆旦1956年发表的《不应有的标准》一文，尽管当时仅能完整地看到手稿的第一页，但已可判断是《文艺报》编辑的批阅稿。其二，根据2015年11月的“文学馆藏九叶派文学名著版本辑录”信息③，注意到穆旦第一部诗集《探险队》封面有题词，但图片分辨率低，无法辨认。到2018年，借着穆旦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着手修订《穆旦年谱》(初版于2010年)，深觉这些材料有必要补入，于是前往文学馆查阅，不想在查实上述两种材料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完全可以说意料之外的发现。

       统言之，文学馆藏有穆旦各时期的著译作品、数种手稿。与一般图书馆馆藏不同的是，文学馆保存了同一图书的副本和各类重印本，这使得所藏穆旦图书总量在300册左右。穆旦早年诗集的藏有量均有数种，数种译著的藏有量更大，如1958年版译著《别林斯基论文学》，藏有量即多达7册。手稿目前仅见3种，其中穆旦本人所写为两种，一种即前述发表在《文艺报》的稿子，另一种是从未见刊的翻译稿。再有一种为王辛笛家属所捐赠的《理想》一诗的抄稿。此外，还有少量相关材料，如穆旦家属所捐赠的“作家墓碑照片”等。这些材料或显示穆旦本人新的写作与翻译状况，或浮现出穆旦与相关人士的交游关系，或透露出相关捐赠者的文学素养与阅读视野，均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

       一、书刊捐赠与作家交游、文学传播等方面的信息

       文学馆所接受的捐赠数量相当之大，如下仅以其生前所出版的著译作品为对象，计有59种，涉及捐赠者为巴金(15种)，沙可夫(6种)，汝龙(5种)，贾芝(4种)，薛汕、侯金镜、周扬、严家炎(以上各3种)，冯至、胡风、艾青、袁可嘉(以上各2种)，穆木天、李健吾、罗大冈、康濯、秦兆阳、吴伯箫、田仲济、潘际坰、吴福辉，(以上各1种)。59种著作中标注了“签名本”信息的有17种，其中9种是穆旦(查良铮)签赠给巴金及其夫人萧珊(陈蕴珍)的，从中可以看出，多半是译著甫一出版，穆旦就签赠，多是单独签赠，也有的是合签。题词多只是简单的一句，也有的内容较多，比如，给萧珊的1954年3月版普希金长诗《波尔塔瓦》，题词为：“蕴珍：你在这本书上的劳苦也许不是白费的。因为这里不只是一个老朋友的谢意，第三章中有几段也许值得为你慰解。良铮 一九五四，三月天津。”给巴金的1954年10月版《欧根·奥涅金》，题词为：“巴金先生：谢谢你使这本书在这种译法中得以出版。虽然，此刻，我对自己的能力不免感到惭愧。良铮 一九五四年底。”凡此，均浮现了穆旦与巴金夫妇的情谊以及穆旦本人对于译著的某种心理和态度。

       实际上，这些人物之中，冯至、袁可嘉等人与穆旦有过直接交道，最突出的一位无疑就是巴金。数据如此之多，自然得益于穆旦与巴金夫妇的实际交往。其交往始自20世纪40年代中前期，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回国之后，最初的十余本译著均是经由萧珊之手，在巴金负责的平明出版社出版。巴金、萧珊当时的通信对查译情况多有谈及，穆旦当时致萧珊的信，以及日后萧珊致穆旦的信、巴金与穆旦间的信，也都有部分保留了下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得益于巴金捐赠给文学馆颇为可观的图书总量。文学馆辟有“巴金文库”，藏书近九千册，“都是经巴金先生亲手整理之后”，“分十数批”“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有五千六百余册为初版，初版本的二分之一强是书作者们的签名赠书。”④上述部分信息已可见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书目卷”之《巴金文库目录》，但不知何故，该目录所载部分信息目前在文学馆的检索系统中尚无法检索到，如赠送给巴金的《探险队》《穆旦诗集》，赠送给巴金夫人蕴珍(萧珊)的《布莱克诗选》《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文学原理(1)·文学概论》《文学原理(3)·文学发展过程》《雪莱抒情诗选》，等等。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