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逝世后，日本改造社旗下的杂志《文艺》策划了一系列《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原计划分三次刊载萧军与中野重治、夏衍与久板荣二郎、丁玲与宫本百合子之间的文学通信。但因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只按计划进行了两次，第三次丁玲与宫本百合子之间的文学通信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往复书简》的因素有很多。《文艺》杂志的编辑高杉一郎(原名小川五郎)是一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世界语者，或许《往复书简》曾受到一战时国际世界语协会为交战双方传递书简的启发。高杉一郎早年还参加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筑地小剧场的左翼文献读书会，同情日本及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往复书简》无疑也体现了他在1937年中日特殊时局中反战的政治倾向。在策划《往复书简》的同时，高杉一郎于1937年5月亲自在《文艺》上翻译了托马斯·曼与伯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往复信件。1936年12月19日，伯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流亡中并丧失了公民权的托马斯·曼，告诉他已被剥夺了荣誉博士的称号。托马斯·曼回信批评了德国大学逢迎法西斯政府的做法，并于1937年将这些通信以《往复书简》为题公开出版。托马斯·曼的《往复书简》或许也是《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采用公开信这一形式的灵感来源。托马斯·曼对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批评也从侧面表达了《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反对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态度。② 作为《往复书简》的第一波，中野重治和萧军的公开通信刊登于1937年6月的《文艺》杂志。此时正值鲁迅逝世不久、改造社《大鲁迅全集》出版之际，因而在这封致萧军的公开信中，中野重治公开谈及了鲁迅及其作品，以及当时中日两国的文艺现状。从中可以窥见当时鲁迅在日本的接受情况以及日本左翼作家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萧军致中野重治的信见于《萧军全集》，而中野重治的复信此次是首次从《中野重治全集》中译出，除译文外另用译注的方式加以解释和说明。译文中注释均为译者所加。译文： 萧军兄： 我反复读了你的来信，感到不能不回信、无论如何都想要给你回信。我最近想要调查的事情很多，调查工作也刚刚开始。不过，为了个人的事情，现在迫切地想要花数小时写这封回信。这可能会是一封让你不甚满意的回信，不过请你耐心读一下。你在来信的最后部分写道“写得太长了，即不像是信，也不像文章。不过，我希望您的回信不要像我这样乱七八糟”。为此我感到更过意不去了，因为我接下去要写的也是“即不像是信，也不像文章”的东西，不过鉴于我既不是日本外务大臣也不是特务机关的官员，只止一次，请你务必忍耐一下。能为我辩解的话也是有的——“既然是给朋友写信，草草了事行吗?” 我想写的内容有很多。比如说，我的父亲在甲午战争时曾作为一等炮兵在战争中打过大炮。又比如说，鲁迅先生所写过的“藤野先生”现在还健在，就在我出生的村子附近居住，还有借着鲁迅先生的逝世我了解到了以前不曾知道的藤野先生的事情，还有其他更琐碎的事情都想一并写在这里。③这些无非都是些琐碎的个人事情，不过在这个从中国引进的菊花最终成为皇室家徽的④国家里、在这个若没有甲午战争就不会有今日的国家里、在这个在中国打仗并取得了日俄战争胜利的国家里，即便是琐碎的个人生活，若细究起来就会发现它们也都与中国有关。就连我现在所写的文字也是从中国传来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只不过是把从中国传来的东西加工了一下罢了。 不过，不得不快一些了，早上的鸟在渣渣叫了。而我想写的却是《日本文学的现状和日本作家对中国的关心》这样复杂的大问题。我不能像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悠悠道来。不过，我完全赞成你以下的话而写了这封信。我相信我这封匆忙写就的信对实现你的主张也一定会有所帮助。 你在信里说“我想，今后中日两国在文学创作和评论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系统的介绍。通过互相切磋，可以了解到两国人民所追求的共同东西，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我觉得相互之间一个月一次的《中日文学通信》是必要的。从而帮助两国文学创作者和读者，发现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掌握两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以及它们的进展情况。”⑤ 你的话和我想说的完全一样。这基本上也是所有日本作家和读者的要求。我想《文艺》也是因此而开展《中日文学通信》的吧。进行《中日文学通信》在其他方面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首先，邮政审查的麻烦可能会因此而得到缓解(?)吧?⑥日本的邮政制度好像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例如，某人从中国给我写的信是启封后直接投递给我的。以前启封后的信件会再次封上后再投递，而如今就这么刷刷地启着封地投寄。启封投递的来信中有一封曾告诉我给我寄了新波先生的版画集，但是版画集至今我仍未收到。⑦如果通过在杂志上公开刊登致彼此的公开信，那么当信件由个人形式转变为大众形式时，就能防止这种麻烦发生吧。第二，我们由此能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待两国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各自国家的事情。因为自己身在其中反而不了解自己国家的事情这种情况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研究和论争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常会一时地遮蔽那些长时段、更重要的问题。不过，要是把自己国家的情况传达给国外，即便是主观强烈的人他能不渐渐习惯于客观地来把握这些问题吗?如果能借此避免不必要的小论争、眼前只有关键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