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12月6日入狱，至1949年1月26日出狱，周作人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先后被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狱、南京老虎桥监狱。关于入狱后的写作状态，日本学者小川利康的论文《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从法院审判入手，揭示了周作人的心境变化与1946-1947年间杂诗创作的微妙关联。①从其晚年编订的《知堂杂诗抄》(又名《老虎桥杂诗》)看，周作人这时期写下《炮局杂诗》《忠舍杂诗》《往昔三十首》《丙戌岁暮杂诗》《丁亥暑中杂诗》《儿童杂事诗》等系列组诗，并依靠手抄方式在小范围内流传。周作人1962年9月在《知堂回忆录》里提到： 丁亥(一九四七)七月移居东独居，稍得闲静。又得商人黄焕之出狱时送我的折叠炕桌，似乎条件尽够用功了，可是成绩不够好，通计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只看了一部段注《说文解字》，一部王菉友《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其次则是写诗，丁亥暑中杂诗三十首，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和集外的应酬和题画诗共约一百首。② 这段晚年追忆，周作人将出狱前的一年半概括为“成绩不够好”，仅仅提及狱中的阅读与写诗的情况。然而，这些年来学界陆续发现周作人系狱时期的其他文章，写作时间集中在1948年前后。1948年3月为狱友胡逸民撰写《〈虎牢吟啸〉序》及《〈我与江先生〉后序》这两篇序文，该年11月写下的《闲话并耕》一文，也与胡逸民的诗集《并耕杂感》有关。③这些序跋文日后被收录在这些书中得以面世。 而在报章公开发表作品，周作人在系狱时期的发表渠道虽有缩减，但不至于完全隔绝。他在昔日友人代投稿或协助刊登的情况下，不时采用不同的笔名来发表作品。从1948年7月起，周作人向上海《子曰丛刊》投稿，此杂志第3至6辑陆续刊出《〈呐喊〉素隐》《红楼内外》及《北平的事情》这三篇文章，前两篇署名为“王寿遐”。1948年10月作的译文《希腊运粮记(希腊妥玛格拉罗斯作)》及1948年11月作的回忆性文章《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后来刊载在《好文章》上，分别署名“十鹤”及“丁鹤生”。④ 实际上，周作人在监狱里往外供稿及正式发表的文章，最早可上溯至1947年12月。笔者在追踪“东郭生”笔名时，意外地在金融性质的《聚星月刊》上，发现7篇署名“东郭生”的文章，依序为： 《修养的读书》，1947年12月复刊第1卷第6期 《修养与消闲》，1948年2月复刊第1卷第8期 《中国智识阶级的传统》，1948年3月复刊第1卷第9期 《外国文的用处》，1948年6月复刊第1卷第12期 《国文的问题》，1948年7月复刊第2卷第1期 《历史的压力》，1948年9月复刊第2卷第3期 《新文学的缺限》，1949年1月复刊第2卷第7期 众所周知，周作人1944年底至1950年初使用过“东郭生”的笔名。就目前所见，1944年12月18日起，周作人在《新民声》报上连载《十堂笔谈》时，首次将文章署名为“东郭生”。到了1950年2月23日，他在《亦报》上开始连载《儿童杂事诗》时，亦使用这笔名。关于笔名由来，周作人在1945年6月撰写《关于东郭》时，曾交代“东郭实在是悲哀之地，只为的是乡土的关系不想抛撇，有时拿来用作别号，否则还不如用别的东郭典故较为明朗”。⑤ 确认这组文章为周作人作品，不需要太复杂的考证。排序第5篇《国文的问题》的内文，作者引用自己以往的写作，说“好几年前论到汉文学的前途，曾附带的说过这一节话，现在利用一下，抄录在这里”： 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维系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笔者省略]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笔者省略]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可以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⑥ 这段引文首见于周作人1943年7月写的《汉文学的前途·附记》，同年9月1日刊于《艺文杂志》第1卷第3期。时隔一年多，周作人在1944年12月撰写《十堂笔谈·(二)汉字》时，摘录过同一段文字，想必是他颇为满意的论述。当时，周作人相信汉文字具有跨时空的维系作用，同时承载着中国民族的思想精神，能“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这是周作人从1940年起写《汉文学的传统》时秉持的信念，从广义的政治上肯定汉字具备凝聚力。不过，此时的周作人在态度上略有松动，表示汉字“现在如有必要也可以加以改变，以适合人民实际的需要”。 《聚星月刊》罕为人知，当年亦未公开发行，而是上海聚兴诚银行总行所出版的内部流通刊物之一，其取阅处涵盖汉口、成都、重庆、北京、天津等地的分行。此刊物主要刊载金融、业务、市场价格等专业性文章，后附文苑或杂俎栏目以供各地职员投稿，偶尔也接受被引荐的外稿。现存较早的《聚星》叁号是在1925年6月出版的，封面下方署“汉口聚兴诚银行管理处”编辑。随着银行总部的迁移，《聚星月刊》经历过数次停刊与复刊：1933年1月在渝推出过“新编第一卷第一号”，附有《聚星刊改编引言》，至1934年10月再度停刊。抗战胜利以后，由杨氏家族掌权的聚兴诚银行将业务逐步从重庆转移到上海，将原来的上海分行(申行)改为总行。随着上海总部成立不久，《聚星月刊》在1947年7月15日于上海再度复刊，改由“聚兴诚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负责编辑，内有发行人杨季谦撰写的《复刊旨趣》，至1949年4月宣告终刊。署名“东郭生”的稿件刊载在其中的7期上，对这些文章，刊物上没有什么背景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