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台湾诗坛的三大群落，其观照视角可概括为“中国”、“本土”和“世界”的。“中国”视角者从新古典主义到“大中国诗观”的建立，其势方兴未艾。“本土”视角者从一般乡土情怀到承载特殊政治内涵的本土精神乃至台独意识的表现，总体呈衰颓之势；“世界”视角是资讯时代世界一体化趋向的产物，渐成诗坛主流。 关键词 台湾诗坛 艺术视角 中国 本土 世界 “乡土文学论战”后台湾文学呈现的明显演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首先是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东西方冷战格局的瓦解，使整个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过渡阶段。一方面政治上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呈现经济和文化上不同程度的一体化倾向。在中国国内，大陆方面继续推进改革和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步伐。这一切，必然对台湾社会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岛内政局发生的“强人”消逝等结构性变革，思想文化界也面临激烈的震荡。思想的纷纭，交锋的频繁，抉择的多样化，使文坛（包括诗坛）产生了多元发展的可能和必然。 文学的变化自然还取决于内部各种艺术因素的传承、超越关系。而80年代以来台湾诗坛的内部特点，即在于数十年来文学经验的共时汇聚。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和观念意识，使同时汇集于诗坛上的各代诗人们更能容纳异己和吸取多方面的艺术营养。1981年痖弦在《联副30年文学大系》总序中，明确归纳出有关文学创作方向的几项意见：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精神；二、采纳世界性现代文学的表达技巧；三、掌握台湾本土的文化环境和当代意识。另一位诗人杨牧也称：“经过三十年的淘汰修正，诗人对横的移植、纵的继承已不再持排斥性看法，西洋的和中国传统文学的方法，以及早期台湾的历史风貌，均同时为诗人们所采纳运用，这是文学史上健康正确的发展方向。”[①]这些类似的概括，说明它已成为台湾诗坛一个广泛的共识。 在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下，不同的诗社、诗人延续着各自不同的诗歌脉流和理念加以发展，显示出形形色色的艺术追求和倾向。从宏观角度看，主要存在着三大群落，其各自不同的艺术观照视角和趋向，可简略地概括为：“中国”的，“本土”的，和“世界”的。 “中国”的观照视角 所谓“中国”的视角和趋向，是由一批亲历40年代中国大陆的战乱，后来到台湾的前行代诗人，如“蓝星”、“创世纪”诗人所主导。这批诗人在60年代为了表达内心“刀搅的焦虑”，向西方借来现代主义的表现策略，表面上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其实无法忘却民族的兴衰和前途。他们怀有较强烈的“中国情结”，从未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此时面对台独势力膨胀的客观现实，其诗作益发以“祖国”、“民族”为重要思考对象，以其认同的整个中华民族同胞的生活为抒写题材。这些在特定环境下曾着迷于“横的移植”的现代派诗人，其中不少已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转向所谓“新古典主义”——或力图再续中国古诗抒情传统，或倾力寻求西方现代派与中国古典文学在表现方法上的契合之处。1980年前后，以古代圣哲为题材融入现代感思的诗歌创作一时蔚为风尚，主要作者包括余光中、洛夫、张默、彭邦桢、张健、管管等老一代诗人，也包括较年轻的罗青、萧萧、罗智成等。他们通过咏史叙事、写人状物，寄托情怀和心绪，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这一新古典主义的追求，由于结合了对所谓“现代化神话”的反思而增加其深刻性。这种反思使他们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如叶维廉指出：“洋”的不一定不好，只是我们不能陷入殖民者制造出来的“现代化”的迷思，“基本上，这个神话化的说词，把原是模棱吊诡的现代化文化——亦即是既有解放作用亦具人性减缩宰制暴力的现代化文化说成人类福祉，看成最合理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西方霸权可以不费一颗子弹，利用全球经济整合的美词达到其目的：麻木民族文化的自觉、制造仰赖情结，透过文化工业把原有的文化力量消之无形，催生“轻文学”来取代台湾本有的严肃的文学；面对此，这阶段的重要任务即是摆脱仰赖情结，而这必须牵涉受过外来文化教育的精英分子“对自己已经不假思索地内在化的外来思想的反思”，即“不应该接受宰制者现存系统的模式，也不应该没有反思地回归过去的传统”。[②]正是在此认知下，这批诗人对于“现代”和“传统”的问题再次投以极大的关注。他们提出了吸收传统、反哺现代，把新与旧、现代和传统熔为一炉而冶之等方针。洛夫写道：“中国新诗的建立，必须承受外来的与传统的双重影响，偏于一方均为不宜，西方的肥料和栽培固不可缺，但无论如何，中国诗这株奇葩必须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始得以成长茁壮。”[③]他并以早期台湾诗坛未经批判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从而造成紊乱，直至70年代后受到强烈批评，才促使诗人们检讨和调整，并对传统的价值重加评估的经验教训，进行现身说法式的告诫。 1987年赴大陆探亲的开放，使这些诗人得以亲炙于中国万里江山和千年历史文化之中，了却乡愁而又开阔了文化视野。他们以“探亲诗”的创作赋予旧有的“乡愁诗”以新的内涵和境界，表达了自己与中国的难以阻断的血肉渊源，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所谓“大中国诗观”[④]。洛夫写道：“也许我们诗坛今天面对的是一次新的蜕变……进行这一辩证式的蜕变，一则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再则必须加入一些新的变数。在现阶段，我认为变数之一就是诗人至少应将一半的心思投注在对大中国的关怀上。台湾现代诗六十年代的主调在于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七十年代的主调在于表现社会的变化和对乡土的拥抱，八十年代的主调则转移对城市生活感受、生态环境与电子资讯的探索。我觉得台湾现代诗发展的轨迹丝毫未乱，问题是何以诗人愈来愈多，而读者愈来愈少呢？我想原因之一，乃在诗愈写愈冷。诚然，现代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情感的冷处理，但不能没有人味，不能不对大民族的忧患心存关切。”又称：“今后诗人是否应该调整音量，扩大而深入到大中国的心灵？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抉择，更是一项为了挽救现代诗的颓势而必须面对的挑战。”[⑤]显然，“大中国诗观”乃是当代台湾诗歌中的乡愁主题和“新古典主义”一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合乎情理的延续和发展。它将挽救现代诗的衰颓和对国家、民族承担责任的使命感相结合，因而具有深刻性和号召力。从“新古典主义”到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厘定再到“大中国诗观”的建立，代表着这批诗人不断演进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