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引发了台湾派现代派小说家们寻找价值意义和进行文学本体重建构的强烈意向。然而，也正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文化的缺陷，使得他们的寻找之途注定以悲剧作为终点。 “寻找”意向是基于心灵上的空白点而存在的。在一个群体心理普遍失落的时代，这种意向表现得更为强烈。它往往从失望开始，向着一个对抗失望的假定性目标出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动态概念。就像永不满足的不安分的“浮士德”精神，在苦闷躁动中一次次飞升的探寻，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台湾现代派作家正是从不满现状的失衡的心态开始了各自的寻找，但由于种种原因，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不完善的过程。 这批作家都成长于二战之后，被称为“战后派”作家中“失落的一群”。当时，台湾经济已发展到了相对繁荣的阶段。伴随这繁荣而来的，却是一种精神的低落和俗化：自然人性被物质技术压抑，理想和温情被拜金主义蚕食。但是，从本质上看，台湾现代主义作家是不肯媚俗的一群，他们保持住了精神的独立，因而在众人皆醉中难免孤独迷惘、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反攻大陆已遭失败，却偏要在台湾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政治上的荒谬使得现代派作家无法也不屑去获得政权的认同，这就决定了他们是被市俗权威和政治权威同时抛离的一代，被抛离于社会的所谓正常轨道之外。另外，还有一部分现代派作家曾怀着种种的憧憬，心情各异地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除了感受到经济的压迫、孤独的煎熬外，还时时被一种“孤儿”情结所折磨，那是远离母体失去安全感的惶惑和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更为彻底的“无根”。 无论如何，没有“根”的精神漂泊是有着不能承受之重的。于是，台湾现代派作家们开始踏上了寻找的漫漫征途。在这一征途中，他们试图发现一个可以让疲惫的心灵停泊的港湾，可以解释世界的种种荒谬无序的理由，以及一个与常规背离的更为内在的真实。这一征途的最初一步也是最为根本的一步是寻找最合脚的鞋子，也就是合乎他们精神诉求的文学样式。1960年问世的《现代文学》的发刊词就曾强调要“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由于对当时台湾文坛脱离现实生活，公式化、标语口号式的“反共文学”越来越抱有怀疑态度和厌恶情绪，他们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感情”。处在积大陆文学传统相对隔绝的状态，他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西方。基于相同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背景，很快，他们在西方现代派作家那里获得了精神的共鸣，尤其是当时西方所盛行的反理性的哲学思潮进一步从理论上确证了他们对于世界的感觉和体验。这使得他们自觉而非被动地把西方反理性哲学及其现代派文学作为了自己寻找途中探路的工具和依仗。因此，他们中许多人的小说都带有哲理化色彩，有的甚至就是根据存在主义哲学演绎的作品。 西方现代派文学高度重视一种生命的真实体验。同样，作为生活在物质繁荣时代里的现代人，台湾现代派作家也并没有丧失清醒的生命意识。在接触了太多情感的机械化、生命的技术化等冰冷的现实后，他们像卡夫卡一样感到了一种被异化的危机。于是，他们试图重新定位生命的价值，找回生命存在的温暖体验，也就是让生命意志自然自由地流淌；以爱来消弥隔绝，克服孤独，重温人类童年期那种归属于群、本真自然的幸福感。晓风的《潘渡娜》写的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隐喻：文明会发展到一个阶段，那时，人可以被从试管里培植出来。这样的人合乎社会所约定的一切标准，没有人性的一切所谓弱点，但同时也失去了爱（只有一种在激素作用下的本能的反应），因而也就没有了灵魂，不成其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主人公大仁苦苦寻找的也正是台湾现代派作家们所要找的东西，那是草原牧歌、七夕相会的美丽，那是被“雨水和阳光呵护”，以及“让青年人老，让老年人死”这一真实得让人感动的规律。 在生命意识的烛照下，关于真实的“自我”的寻找也成为一个亮点。现代派作家们“上天入地求之遍”，直至发掘到潜意识，以求确证自身及所有个体存在的真实一面。因此，在台湾现代派小说中，我们会发现，心理分析小说占了多数，有的甚至就是一个完整而驳杂的意识流程的记录。即使在较近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仍有潜意识中的秘密浮上水面。 台湾现代派小说家之所以对人的潜意识等深层心理感兴趣，除了是因为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基于一种被世界表象欺骗之后的浓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培植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怀疑精神。他们以敏锐的穿透力发现，外在的一切，不论是与规范的联系还是与人的交往实际上都已不可靠起来，那些竖在人们之间的“墙”遮盖了温情也遮盖了丑恶。彼此的隔绝使得“他人即地狱”，是无法看穿的一片黑暗。在怀疑之后，现代派小说家作出了他们的反抗，他们试图照亮那片黑暗，通过对深层心灵的剖析去发现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人性。于是，在他们笔下，神话破碎了，高尚、贞洁这些华丽的外衣纷纷抖落，藏在里面的原来是卑微、龌龊的小丑。在欧阳子的《魔女》中，那个所谓的贤妻良母其实是一个感情的骗子，20几年来，她从未爱过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只是在心里近乎疯狂地爱着一个用情不专的浪荡子。但她却把自己包装伪饰得很好，用虚假的外壳紧紧地包裹了自己的心灵，让假象笼罩了20多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现代派小说家对人的潜意识领域的特别偏好，与其说是对某种思潮的追逐，不如说是对世界保有的一种清醒认识，一种寻求真实的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