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文学”，仅指叙事文学，也就是将文体限定在小说、戏剧之内。对沦陷区这段形势复杂、时间交错、地域分割、资料勾沉困难时期文学现象的考察，只能是严格意义上的“概述”，即一种轮廓粗疏的描绘。当然，这一切是在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并大量阅读分析基础上进行的[（1）]。具体地说，对这段文学的考察，我们选择的是分别于1931、1937和1941年沦陷的东北、华北、华东三大区的主要文学现象。 一、沦陷区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给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带来的特殊性 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大后方及解放区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异族统治的政治专制文化高压及文化主力内迁，造成“文化断裂”和“意识形态真空”。由这种特殊性决定，沦陷区文坛出现下列四种特征： 首先，在异族入侵、全民抗战的总背景下，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内外”之间而非“新旧”之间。沦陷区处在入侵者铁蹄之下，更具有对本国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归依感和亲切感，“复古”、“怀旧”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情绪和创作欣赏心态。 其次，为了粉饰“大东亚共荣”和点缀升平，统治者对御用文作予以扶持，对无涉政治的创作给一定自由，这使小说、话剧得以在书刊市场和职业化演出的商业机制中存活发展。这带来追求利润的媚俗，也带来依据市场生存的自主和自足。 其三，在这段特定时域中，文艺受众有很大改变。由“五四”以来的知识青年、学生、工人为主改为由宗法制乡村农民和城镇市民为主。这是一些很少受新文化熏陶的传统受众，其欣赏目的固然有寄托亡国哀思愤懑之意，更多为消遣娱乐、精神避难。这种文化消费显然制约着文化生产。 最后，由于没有主流文化对文坛的引导，创作摆脱意识形态约束，成为一种更个体化的行为。我国新文化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同步，一开始就有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此期外族统治者色历内荏，徒有其表的控制实际造成“中虚”的空间，内在创作自由度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文学有了一个面对自己，回复本体，修复自身的机会，得到一些偏移的复位。 二、沦陷区“阶段性繁荣”的创作队伍和“返归起点”文学现象 所谓“阶段性繁荣”，是指这批作家以前几无创作或少有影响，以后也转移领域或不再以创作名世，只在那一段相对寂寥的时期，如慧星行天，昙花一现。这包括三类作家—— 一是初涉文坛（剧坛）的文学青年。小说界有东北、华北的袁犀、关永吉、梁山丁、毕基初、梅娘、爵青等，华东有郑定文、王元化等一批“新进作家”；话剧界东北有李乔、安犀、辛实，华北有李石子、穆穆，华东有鲁思、锡金，李之华等。这批均为20岁出头的青年，是吸“五四”新文学乳汁成长起来的一代，是在文化断裂带上出现的新生力量。 二是一批以半新不旧笔吻写市民生活的半新不旧的作家。这批人主要芸集在市民消费形成市场的华东（也包括华北），如予且、谭惟翰、柳雨生、施济美、潘柳黛、萧菱、萧艾、雷妍等，其代表是当时的“明星作家”苏青。他们作为一种市民文学的延续一直存在，只是在此期文化主力撤离文坛空疏，文化消费主体改变时，历史性地呈露显现出来。 三是一些修养深厚，而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在沦陷区的文坛名宿，或资质特异的后起之秀。这在小说界有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张爱玲，话剧界有陈绵、杨绛、李健吾、周贻白、顾仲彝、姚克、吴天等等。他们以前以后都多为学者、教授、研究者，只在这段时期异峰突起地从事创作，不少人此期创作不仅达到个人，甚至达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至今仍很难超越的高度。 将此期文学创作现象归纳为“返归起点”，是一种很勉强的描述，因为文学创作总是在吸取消化以往文学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要强调的只是从文学思潮和创作主流中体现出的线性发展过程的阻断和一种现象上的“返祖”。众所周知，新文学的起点始自“五四”，从那时的问题小说（戏剧）发展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文学观念直至作品主人公，都不断变化着。而此期，由于在一个断裂带上起步，由于未完成的历史命题和新出现的现实课题，在小说、戏剧创作中，尤其在前面提到的第一类作家笔下，又重新出现“批判国民性”、“反帝反封建”和“揭露旧家族罪恶”这几个“五四”时期的经典主题，问题剧、问题小说重新泛起。这固然由于仿作摹作是这批新进作家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五四”新文学也是他们踏上文学之途的起点和“武库”；更由于同样的民族危机感迫使他们必须返回起点，审视检阅新文化20年到底为民族带来何种新质，反思追问“五四”时提出的“问题”为何至今仍未解决。民族危亡显然是重新进行文化省视的内在根源。 如果说这一类作家回溯到新文学源头的话，第二类作家则走得更远。作为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通俗文艺创作，他们的小说上续近代文学传统，从言情、侦破、鸳蝴、礼拜六小说中汲取营养；话剧创作则就题材、手法、叙事策略和情节性（故事性）各方面，向文明戏取鉴。同样在背后起作用的显然是适应文化消费市场的商业机制。但作品语言的流利质朴或机巧波俏，叙事策略的娴熟，人物的普遍知识化现代化，表明其盛行决非仅仅建立在对旧形式的因袭和重复上。半新半旧、亦新亦旧正是这批作家和当时社会文化消费匹配的一种方式。 然而此期在整个社会和在各类作家身上都体现出的明显趋势，是向被“五四”新文化阻断的传统文化的回复和归依。这是在受到异族侵略时本能的对本土文化的向心力，是一种保持民族文化血脉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在此期最出色的小说中无不看到对《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传统小说的借鉴推崇，而“舶来”的话剧和传统的戏曲这势不两立的剧种，在此期达到空前的融洽和谐。话剧从题材、手法、唱腔、身段等方面，全方位向戏曲取鉴，在话剧中穿插戏曲并直接请戏曲艺人同台合演。京剧宗师梅兰芳先生则在蓄须谢演时期，欣然前往为话剧表演设计身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