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化大革命”前孙犁长期搁笔的根本原因是其“不合时宜”，且不愿迎合“时宜”。“文化大革命”中孙犁“置之死地而后生”，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形成了二大心理情结。这构成了晚年孙犁创作强大的内驱力，并规定了其作品的基本内容、基本意旨——晚年孙犁的散文观、散文面貌和严谨到苛刻程度的现实主义态度、强烈的道义精神及其由来。 关键词 晚年孙犁 二大心理情结 苛刻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 强烈的道义精神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孙犁初入晚年，在此之前他已搁笔十年。但在“文化大革命”这个万马齐暗的时代的后期，年老体衰并早已搁笔的孙犁却在书衣上写下了总计约5万字的许多短文。“文化大革命”后，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笔耕不辍，呕心沥血于纸上。如果说孙犁早年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史有定论的话，那么他晚年的文学成就至少可以说是可与之媲美的。晚年的孙犁其人其文都如一株老梅，风雪冰霜之痕遍体，而犹干坚枝劲蕊洁，乃今之文坛弥足珍贵的独特景观。 一 要认识晚年的孙犁，还必须从他的早年谈起。 孙犁曾说：“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①]这可谓悟道者言。就孙犁的禀赋、气质，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审美情趣、艺术个性而言，抗日战争时代是于他再相宜不过的了。更准确地说，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日常生活和斗争对他再相宜不过。孙犁说过：“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华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情操。”[②]这只是对抗日战争概括性的陈述，但就在这种概括性的陈述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梨对抗日战争的特别会心、强调之处，乃是人民群众崇高情操的焕发，特别是在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都体现了崇高的情操。这种特别的会心、强调，与孙犁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大有关系，他对人民群众凡常、细琐生活形态中蕴含的美质尤其敏感，尤其珍爱。这种纤敏、深细型的特点，在把握、展现宏阔、粗犷、昂扬一类典型的阳刚之美时就有所短。至于在暴露邪恶方面，则有更大的限制、排斥。当然，这也并非说孙犁对于邪恶是迟钝、麻木的。相反，他对人民群众凡常生活中含蕴的美质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无比珍爱，使他对邪恶的感受也是敏锐的，并对邪恶深恶痛绝。然而他对美的一往情深，令他产生了洁癖，对邪恶事物几乎怀着一种生理的厌憎，因此往往不堪忍受描述、刻划邪恶。 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雄强的声音歌唱时代铁与火的斗争的，许多作家，尤其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都在向这方面努力，有些甚至是不假思索地作着努力的。孙犁并非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也不怀疑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家队伍的一员，他却无意在这方面去努力。而是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的笔调去展现抗日战争的另一方面，用柔和似水的情愫磨洗、包容、浸润那神圣伟大时代生活中许多细致的部分，以显彰其美形美质。他深信自己的这种作品也是对神圣、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礼赞。事实也确是如此。他婉约精微地展示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方面——根据地普通百姓的觉悟和贡献，独特到了也许可以说是仅有的地步。早年的孙犁就已是一位执着地按自己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认识、反映生活，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抗日战争，特别是没有根据地群众日常而又可歌可泣的生活、斗争，他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创作境地的。抗日战争特别是根据地群众的日常生活、斗争，为他的审美情趣、艺术个性提供了最适宜的时代环境，并提供了与他的特点最适宜的题材和主题。因此，又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尤其是根据地群众的日常生活、斗争造就了优秀作家孙犁。 1965年，孙犁突然搁笔了，直接原因是重病罹身，神经衰弱到了极点。那么又是什么使他致病的呢？“大病之后，结发之妻，虽常常独自饮泣，但她终不知我何以得病。还是老母知子，她曾对妻子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③]此虽语焉不详，但显然是因为若干年来的一些事情给了他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循此而检索，我们会看到，抗日战争以后渐为加剧的“左”的偏颇和人事纷争，使他越来越难与生活会心相融了。抗日战争后的若干年来，孙犁的工作和他的作品，都受到了不恰当的批判。这较之后来政治运动中常见的棒杀来说，简直是太轻微了，但对于纤敏而内向的孙犁之打击却是很沉重的。长期的精神压抑，使他极度神经衰弱，一病十年。当然，这十年中他也并非绝对搁笔的，也写过一些作品，如《黄鹂》、《石子》、《清明随笔》等，素有的风格依然流贯其中，美好而动人。十年，至少是十年中的后几年，病体似乎并非绝对不容写作，但他写得极少，就连写下的少得有数的作品也自己压下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公之于世。这更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前他长期搁笔的根本原因不是病，而是他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等“不合时宜”，而且他也不愿改变自己去迎合“时宜”。他宁愿久长地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