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董桥是香港文坛杰出的学者散文家，其作品熔学、识、情于一炉，追求“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本文从“消闲中自有使命”、感性和知性兼融、人工和自然的辩证等方面对其作品作较深入的分析和评述。 董桥是香港著名作家，但他在香港文坛并不著名，他的多数作品大多在台湾出版，因而他和香港另一实验作家西西一样常被当作台湾作家。1994年我读了学者柳苏发表于《读书》上的精彩评论《你一定要看董桥》，就萌生了一睹董桥奇文风采的欲望。陈子善先生最近编辑出版了《董桥文录》，把其大多数散文均收入书中，使我们得以一览董桥那些题名别致内容更别致的《这个那个集》、《在马克思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辩证法的黄昏》、《另外一种心情》、《与中国的梦赛跑》等各种散文集子，品味其奇特的思想散墨、理念圈点、文化眉批、中国情怀，乡愁影印和感情剪接，感受那浸透在作品字里行间的浓浓的书卷气和文人味。读董桥的散文，你会被其独特的见解、宏博的学养、热烈的情怀、幽默的笔调、奇妙的譬喻和不拘一格的文体所吸引。可以说在香港蔚为大观的学者散文群落中，董桥是独树一帜的。本文仅就董桥散文的优闲境界、知性感性兼融和谋篇布局作一简略的述评。 董桥主张散文创作最值得追求的是悠闲境界，这点并不特别。从晚明小品家的独抒性灵到周作人焚香静坐的安闲、林语堂闲适怡情的幽默和梁实秋丰子恺的闲逸妙悟等等，对优闲境界的追求是中国散文家的一种传统。董桥对这种文人心态“隐若隐若有叫人共鸣的地方。”他访书、藏书、读书、玩砚、品茶、作文确常显露出闲适自得的文人雅兴。董桥和语堂老人一样倡幽默和玩物，主张“幽默是福”和“丧志到底！”，在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找饭吃之余，关起门来种种花、看看书、写写字、欣赏欣赏《十竹斋竹谱》的生活被董桥视为完满的。鲁迅先生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很尖锐地批评过此类消闲散文，但董桥的处境与当年的知堂、语堂已截然不同，他不是在启蒙和救亡的关头玩物丧志，而是在异乡英伦悠悠地寻访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在科技高度发达高节奏的讯息时代“中了田园的毒”（董桥语）因而其散文之悠闲便别有一种滋味了。况且董桥还特别警惕优闲过了头的危险，认为优闲太过就会坠入风花雪月、空洞或太多愁善感的境地。所以在品味董桥散文的优闲处时我们该细想董桥的细想：“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是消闲，闲中自有使命。这一层应该细想，不可动气。”[①] 细想，便可发现董桥之闲有相互关联的两层意味。其一表现出一种文化人在文化传统变形扭曲衰亡的时代“贪恋传统文化闲处飘香的情怀。”[②]董桥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生活了多年，深切体认到经济挂帅、政治异化、文化庸俗现象所带来的迷惘、困惑和焦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系统的确正在经历严酷的考验。从《也谈花花草草》的开篇“又买到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所显示出的悠闲自得和喜悦中，可以窥出董桥是把悠闲境界的追寻视为身处异乡的“文化香客”贪恋中国文化传统的情怀的。其二、董桥把优闲当作疗救现代人异化病症的一种方式。董桥对机械文明的异化状况有很深刻的感受，他说“机械文明用硬体部件镶起崭新的按钮文化；消费市场以精密的资讯系统撒开软体产品的发展网路；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推广智慧的管道象蔓生的藤萝越缠越密越远；物质的实利主义给现代生活垫上青苔那么舒服的绿褥，可是，枕在这一床柔波上的梦，到底该是缤纷激光的幻象还是苍翠田园的倒影，却正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③]董桥用优闲境界的营造来消解这种困惑，他深知在机械文明称霸的时代，真正的归隐田园已无可能，因而向往优闲便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归隐了。董桥喜欢优闲自得逛旧书铺，在杂乱无章的书籍中翻检而获得意外的喜悦和人性人情的满足。而那些在科学制度管理下的大书店如超级市场井井有条却索然无味；欣赏英国人人心中都有一爿古玩铺和罗兰·巴特在熟稔电动打字后仍舍不得放弃笔耕的情致主张“星期天不按纽”和“给后花园点灯”。中国人在努力建造经济科技的大堂圣殿同时还应该经营出一处后花园：“让台静农先生抽烟、喝酒、写字、著述、聊天”，看来董桥所谓“消闲中自有使命”其意正是用消闲来抵御现代人心为形役形为物役的异化和改变现代生活的单向度状态。但他很清醒，并未把优闲看得太重而是作为调剂看的：“至于‘闲居’、‘无事’正是科技时代里人人都舍不得荒废的精神，断非消极，而是调剂。”[④]显然这与在民族启蒙与救亡关头的那种优闲仍含义就根本不同了。 再细想，我们还千万不可被董桥所谓的“丧志到底”所欺骗。其实，董桥并未一味玩物、一味丧志，他究竟是位很入世的现代文化人，如果以为董桥之文处处闲情那仅对了一半。《静观的固执》一文泄露了天机：“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文化世界，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文化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关怀的呼吁。”[⑤]董桥的散文世界便是由冷和热、出世的优闲和入世的关怀两面构成，而且入世的热的成分所占比重要更大些。因而董桥所做所谈所写的就并非一些记者所言“都是旧日文人闲人之所忙而忙人之所闲。”[⑥]可以说董桥闲处不少，不闲处更多。比如他对英国政党领袖大选欺骗百姓的嘲讽《“是何妖道”》，对殖民者剥夺香港财货却不敢拍照的嘴脸之揭露（《有这样一则广告》）、对那些摇着屁股巴结洋人或从洋人胡须中抓一蚤子回来饲养的无骨文人的批评（《龙、凤凰、狗》、《作家与避孕》），对生态环境和儿童教育的真挚关心（《那吃草的》、《玻璃杯子里的教育》）、对“学术思想迟迟不能迈进‘由圣入凡’的入世过程”的省思（《“八十”自述》）以及对国家分裂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和认同危机的感受与焦虑（《没有东西》、《“唔……”我说》）等等，无不显示出董桥的入世热肠，所以读董桥仅读出优闲是不够的，优闲之外更读出他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热烈的中国情怀尤其是那种在中国情怀文化认同受现实际遇考验时所坚持的“不计成败、入水濡羽、飞而洒之”的陀山鹦鹉之操守才为完整。在香港文坛，董桥最为欣赏的是金耀基的作品，他如此评价金氏的《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有了中国文学的涵养，他的文字没有病容，有了社会学的修业，他中年的看山之感终于没有掉进渀渀的虚境里去；有了现代社会异乡人的情怀，则他勇以针对人类的异化输注理性的温情”（《“语丝”的语丝》），读董文亦当如是观，那同样的“文学的神韵、社会学的视野、文化的倒影、历史的呢喃”境界是难以用优闲二字概括得了的。 看来董桥并非真优闲，他自己也说那些小摆设、小玩意儿可爱好玩，但不可太多。他更知道人活着是离不开政治的。他并不赞同知识分子逃避政治的桃源思想：“桃源思想可以轻易消磨一个人的神态：政治上甘受敲诈、道德上甘受贿赂、理论上甘受蒙蔽”（《桃源》）董桥根本不是悠闲超世的旧式文人，而是具有深刻的现代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要理解董桥我想一定要注意其对韦伯的心仪。1977年的冬天在伦敦，董桥深深地被韦伯的著作和关于韦伯的著作所吸引。“心中荡起不少涟漪，想到知识分子徘徊在文化良知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那份错杂心情，久久不能自释。”[⑦]我想像不出一位对韦伯如此心仪和感动的人会是一位优闲自得的旧式文人。董桥从韦伯那里学习作为人文学者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角色定位的方法和理念，即在文化学术和政治活动中力求达到超脱和关注的微妙平衡。韦伯认为一个学者如果在以学者身份讲话时不能超脱就等于滥用特权，成为礼教的阐释者；同时他又认为那种完全超脱时事的人有意无意地成为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可卑的献媚者和蒙昧主义统治的工具。我想董桥对桃源思想的否定和以静观的文化制衡行动的政治的理念是直接源于韦伯或是受其启发而形成的。董桥的结论很明确：知识分子要有政治观点，但衡量政治问题要有独立的创见。董桥的“创见”即在于以静观之文化来制衡行动之政治，用人文知识来“减轻典章制度消磨出来的精神溃疡”。说到这我们就不难明白董桥所谓“丧志到底”的真实意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