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我们把周立波看成主流作家，他以左翼批评开始自己长达数十年的文学生涯，又有延安鲁艺的工作经历；从《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到《山乡巨变》，也无不打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深烙印。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时常泛滥，文学表现空间过于狭窄，使作家只能在歌唱主旋律中延续自己的创作生命，周立波当然也不例外。但周立波的艺术个性与才华，却在其中得到完满展示，取得惊人的艺术成就，我指的是扎根于湖南乡土的《山乡巨变》和二十余篇短篇小说。我的研究对象以这些作品为主。这当然不是说，所谓“路线正确”，会产生什么伟大作品。唯一的答案，可以在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冲突和相互瓦解所形成的艺术张力中寻找，他的湖南乡土作品，对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民间风尚、习俗、信仰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表达了由衷的关切，对在乡土人物在历史推进中的命运表达了深沉的忧虑。周立波潜意识中，对民间文化在乡土生活中的合法性和主宰地位，从未动摇过信心。因此，民间文化在他的作品中，能够保持相对独立，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对峙、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后者的改造攻势。许多年以来，学者们不论是盛赞周立波，还是贬斥他，都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周立波的独特性所在，是他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 一、“改造”与文学的主旋律 1949年，新政权在中国诞生以后，各行各业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带领刚从深重的灾难中挣脱出来的民众，除旧布新，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共产主义。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产生了不少极左的过激行为，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跃进等；在移风易俗的口号下，对民间文化形态进行了清理和改造。文学创作在以民间形式，如快板，鼓词，土语等进行艺术包装的同时，对民间意识，思想，行为，持批评态度。对后者进行改造，被看成农村推进合作化运动的重要因素，矛盾也主要围绕改造与反改造展开。周立波的《翻古》，写乡间傍晚，老人李二爹带孩子选茶籽，孩子在这种特定情势中，请求老人摆古讲故事。这是一种民间娱乐形式。老爹作势准备讲，消息传开，一下子涌进来七、八个孩子。小伙子们对未知的神仙鬼怪感兴趣，要他讲海，讲海龙王。但在新形势下，那些老话已不合时宜，老人明白这一点，他“想到目前作兴向后生子们进行阶级教育”，就讲了自己在旧社会亲身经历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往事。政治教育渗透进民间习俗中来。《禾场上》写夏季夜晚，乡间百姓习惯在吃过饭后，到禾场上乘凉。那里成了人们摆谈故事，聊闲话的场所。县里派来的邓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向人们宣讲高级农业社的好处，动员大家加入高级社。他的谈话收到很好效果。《腊妹子》写清溪乡一个泼辣，皮实，霸蛮的小姑娘腊妹子，有用弹弓打鸟，百发百中的本事。上级号召除四害，她的本领有了用武之地，她也被吸纳到干部队伍中来。民间行为要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取得合法性。《下放的一夜》更具典型性。在巫风极盛的湘楚大地，人们对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保持信仰是容易理解的。一位下乡干部王凤林夜间睡觉时，遭蜈蚣叮咬，邻里都来围观慰问。这给卜老倌提供了一个宣讲神巫的机会。他由这只蜈蚣扯起，说山那边一个专捉蜈蚣的人，曾给一个被蜈蚣咬了的人，喝下一碗法水，当即治愈。又说到蜈蚣精会变美女，专门勾引男子。还说蜈蚣精最怕鸡公。他的思维，完全按民间神话的思维方式运行。但他的志怪老话不断遭到其他人，尤其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质疑和反驳。他老伴戳穿他说，那个被蜈蚣咬的人，“记得也是上边伯娘治好的。”关于蚣蜈精擒人，一个小伙子马上接口：“世界上根本没有精怪。”至于蜈蚣精怕鸡公的事，一个孩子天真的发问：“怕不怕鸡婆？”这话让卜老倌十分难堪。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拆解，抵消，受到善意的嘲讽。 在周立波的小说中，一批老班子的人（年长者），总是在习惯和习俗的引导下行事，但往往失败，最后受到新的现实的教育。《桐花没有开》中的张三爹重节令，守皇历，信经验。一般按农时，在桐花开后选种泡种，因此张三爹反对生产队长采用新技术提前泡禾种。后生队长盛福元克服种种困难，泡种抢种成功。老习惯失败，张三爹受到后生们的嘲笑。《漂沙子》中，“漂沙子”是对瘦弱、不能生育的母牛的称呼。队长王桂香从邻社买回六头牛，有一头是漂沙子，张老倌看罢，说风凉话，责怪队长不应该乱花队里的钱，卖回一只不中用的牛。后来队长一家经过精心喂养，母牛长得膘肥体壮，还产下一仔，张老倌在母牛生仔的当日，为自己的话感到羞愧，借故去亲戚家，躲开了。《扫盲志异》写何大爷封建思想严重，对男女关系问题十分提防。公社派了个男教师帮他的两个儿媳妇扫盲，何大爷疑神疑鬼，处处监视，后又以为抓住把柄，就跑到公社告状，并要叫在工地干活的两个儿子回来。公社书记赶来调查，证实教师无辜，为不再引起误会，公社给换了个女教师来。两个儿子回来，发现有女教师帮他们扫盲，十分高兴。但何大爷又起了新的疑心，担心女教师与儿子会有什么问题。在作品中，何大爷的保守思想受到讽刺。 老班子的人行事，对谚语十分重视，但现在他们说话已很难有权威性，反倒常常受到质疑。也是在《桐花没有开》中，大家在一起闲聊，有人说：“听说，今年山乡老虎多，老班子说‘虎出太平年’，今年的好收成是靠得住的了。”马上就有人反驳：“又迷信了，老虎那里晓得世道好不好，太平不太平。”说话人不得不为民间信仰找出“科学”的理由：“你不要小看老虎，这家伙比猫还有灵性，它只用鼻子一嗅，就能闻出年成好不好，天气好不好。”反驳者对这有悖常理的话并不信服：“照你说的，老虎应该调到气象台去工作？”二人的斗嘴，显示民间信念的基础已开始动摇。《禾场上》，王老二说，明年的收成会更好，另一人与他抬扛，问何以见得，回答的依据是一句谚语：“要知来年熟不熟，单看五月二十六”，意思是，农历五月二十六这天，下大雨或出大太阳，都预示有一个丰年。《腊妹子》里，说到麻雀糟蹋五谷时，一个老婆婆又“引经据典”：“老班子都说：‘糟蹋了五谷六米，要遭雷打’。”一个男子将信将疑：“雷公倒不管这些。”另一个男子干脆不信：“根本就没有雷公。” 至于一些民间崇神祭祀活动，照例也在改造之列。《胡桂花》中，团支书动员青年姑娘胡桂花演戏，游说的理由是社员冯老二搞迷信：“这个冯驼子最近在他屋场后边头一株栗树下，用泥砖砌了一个土地庙，……请了左邻右舍去替菩萨开光，说是开了光，土地老倌就百灵百验，有求必应。”他让胡桂花用健康、积极的娱乐方式与封建迷信斗争。胡桂花演出大获成功，卜支书赶来告诉胡桂花，说冯老二受演戏的影响，把家里的土地庙拆了。《张润生夫妇》中，原队长信巫好鬼，喜欢赌咒，且每回赌大咒都要拖只鸡来宰，他老婆这年喂的五只鸡，已被他斩尽杀绝，连过年的阉鸡也没有留下。年底开会，他夸口说明年亩产能打五百斤，一个胡子老倌不信，他又赌咒，别人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就逗他杀鸡。他用眼睛搜索到一个目标身手敏捷地捉了来，找刀要斩，以此显示他说话的分量，证实他预言的可信，并从这种仪式中得到快乐。结果，妻子赶来，夺了鸡，把他数落了一顿，让他当众出丑。过年时，张润生夫妇杀猪，猪嚎叫响亮悠长，原队长说好，一个年轻后生不明就里，问为什么叫声长了好，原队长不敢承认自己迷信，另一个花白胡子说了他想说的话：“不长不吉利。”这话马上被一个初中生斥为“迷信”。这一切表明，民间文化以及它的代表人物正受到全面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