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说纷纭：一个有意味的文学现象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有争议的一个就是以“诗怪”著称的李金发了。从李金发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出版的1925年至今近七十年，对李金发及其“怪诗”臧丕纷纷，褒贬不一，构成了一个值得引人思考的文学现象。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读者都可以作出不同的审美评价，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文学接受观念必然表现出历史视野的差异。然而对李金发诗歌评价的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从20年代持续至今不能不令人诧异。最先发表李金发诗歌的《语丝》杂志，刊登广告时说：《微雨》的“体裁风格、情调，都与现实流行的不同，是诗界中别开生面之作”。周作人、李璜、宗白华等人称李金发“为国中诗界的晨星”、“东方之鲍特莱”。[①]黄参岛则把“诗怪”的称号送给李金发，称他“满怀是全爱，同时又全憎，悲愤之余，纵笔狂歌，不知涕泪之何从也”，称《微雨》“是流动的，多元的，易变的，神秘化，个性化，天才化的，不是如普通的诗，可以一目了然的”。[②]最初给《微雨》作出评价的钟敬文说：读了李金发《微雨》中的一些诗，在“诗坛的空气消沉极了”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新异的感觉，潮上了心头”，虽然“起初就已经那样觉得它的不大好懂了”，但“象这样新奇怪丽的歌声，在冷漠到了零度的文艺界，怎不叫人顿起很深的注意呢？”[③]另一位评论者说：“在白话流行了七八年的当儿，忽然有一个唯丑的少年李金发先生，做了一本《微雨》给我们，并在我们的心坎里，种下一种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④] 最先较系统论及李金发诗歌的是苏雪林1933年在《现代》上发表的文章《论李金发的诗》。她在一开篇就指出：“在新诗人中李金发虽不算什么大家，但他作品产量最丰富而又最迅速”，“虽然翻开那些诗歌只看见单调的字句，雷同的体裁，似乎产量虽多并没有什么稀罕，但近代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诗而始有，在新诗界中不能说他没有相当的贡献。只这一点李氏的诗便值得我们讨论了。”并对李诗的特点作了如下归纳：第一，行文朦胧恍惚骤难了解（认为“这正是象征派的作品的特色”）第二，表现神经艺术的本色（认为“神经过敏为现代人的特征，而颓废象征诗人感觉尤为灵敏”）。第三，有感伤与颓废的色彩。第四，富于异国情调。[⑤]李金发在《漂零闲笔》中对苏雪林的评价表达了认可：“一位苏雪林女士，还写了一篇分析我诗的文章，说我的思想的来龙去脉，比我自己还明了。” 贬斥他的胡适、梁实秋等人干脆说《微雨》是“笨谜”，是“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⑥]也有人说：“新诗一到李金发的手里可说全成为魔书的玩艺了。”[⑦]三十年代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将李金发作为象征派诗的代表，选集了李金发的诗共十九首，数量之多仅次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而居于第四。并在导言中，肯定了李氏是第一个把象征诗引入中国的“又一支异军”，又指出了李诗过于欧化的倾向。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明确指出从“五四”初期的自由诗到新格律的诗再到象征诗，这三派诗“一派比一派强”，“新诗是在进步的”。李金发后来回忆说：“到一九二五年我回国来，《微雨》已出版，果然在中国‘文坛’引起一种微动，好事之徒多以‘不可解’讥之，但一般青年读了都‘甚感兴趣’，而发生效果，象征派诗从此也在中国风行了。”[⑧] 李金发诗歌在80年代初期重新受到诗坛与理论界重视。各种不同的文学史给了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应有的位置。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专著《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专门论及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的学术专著。王瑶先生在这本书的序中认为：“就诗歌创作而言，这一流派如同作者的分析，虽不属于新诗发展的主流，但也绝不能视为逆流，而应该准确地说它是支流。他们的作品有消极因素。但也有积极的探索和成就，而且对于促进主流的向前发展是有历史作用的。”孙玉石先生在专著中指出：象征诗派“在艺术上新的探索和他们诗篇颓废狭窄的内容，晦涩艰深的艺术方法是伴随一起而来的。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要用尽可能复杂的理智去征服。” 同样是在80年代初期，也有现代文学史专家认为：李金发“法文不太行”，“中国话不大会说，不大会表达，文言书也读了一点，杂七杂八，语言的纯洁性没有了。引进象征派，他有功，败坏语言，他是罪魁祸首。”[⑨]艾青在80年回顾中国新诗历史时论及李金发的诗时说：“他的很多诗是在外国写的，也好像是外国人写的；但他却爱用文言写自由体诗，甚至比中国古诗更难懂。”李的一些诗句，“完全离开了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把人引向不可理解的迷雾中去”，属于象征派的诗，“大都陷于悲观厌世之作”。[⑩]这位早期受象征派诗影响起步的诗人，走出“象征的森林”后对象征诗作了如此无情的反省。卞之琳认为李金发“对于本国语言几乎没有一点感受力，对于白话如此，对于文言也如此。”(11)有趣的是到了90年代初，有人认为李金发“他‘引进’的不是象征主义，只是李金发主义。‘引进’的既有一部分人对于了解西诗、丰实诗艺的渴求，也有既知其难以卒读，又需要象征主义做旗帜者的希望，于是，不是他有魔力，人家就已入魔，而是他首先被冒认，然后才成冒牌的象征主义者，由此，也就引进了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自嘲，成了愚人节迟迟无法闭幕的闹剧。”(12)几十年的研究之后，居然引发出这样一种崭新的观点，对公认为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李金发判定为冒牌的象征主义者，其诗歌自然也就是伪象征主义了。由此看来，新文学史上是否存在象征主义诗歌都值得怀疑了。在认现实主义文学为正宗的历史时期，象征主义被视为颓废文学或反动文学，从来没有人为李金发正名，辨明他的诗歌是非象征主义的，而且他的诗歌一直是视为象征主义遭到批判与贬斥的。尽管他抗战期间写出显示民族凛然正气的叙事长诗《无归的灵魂》，悲壮慷宏的《人道的毁灭》、《轻骑队的死》等那些具有鲜明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当新时期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后，对李金发诗歌象征主义属性又作出否定，这真是一个令新文学研究者咋舌的“奇怪”现象。似乎人们皆被李金发二十年代上演的这场“闹剧”捉弄了几十年，至今尚没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