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寓言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而中国则是一个富有寓言传统的国度。自先秦时起，寓言就在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显然，寓言是一种使其意义处身于自身之外的“亚文体”形式。作为一种记叙性文体，它或者通过人物（常常通过动、植物的拟人化）、情节，有时还包括场景的描写，构成完整的“字面”的、也就是第一层的意义，同时，又借此喻彼，表现另一层相关的人物、意念、事件或道理；它常常“以拟人手法，表现美德、邪恶、心灵状态及人物类型等抽象概念”，“用于传达训诲阐明论点。”[①] 中国寓言的发达以最具典范性的春秋时代来说，其时正值“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思想非常活跃，空气绝对自由。诸子百家和策士说客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压倒对手，就在论辨中大量使用比喻性的、言此意彼、“寓意于言”的寓言。荀卿在其《非相篇》中称：“分别以喻之，比称以明之，欣欢芬芗以送之。”就是这个意思。然而，由于寓言的“以故事为喻体，以寓意为本体”，[②]它不但不抵抗外在力量对其的侵害，反而生成于使自身作为手段的环境之中的特性，使得它并不具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本体论依据。因此，虽然“先秦哲理寓言，两汉劝戒寓言，唐宋讽刺寓言，明清诙谐寓言，共同构成了一条宏伟绚丽而曲折变化的艺术长廊”，[③]但实际上寓言几乎从未作为一种可以与小说、诗歌等文学文体并立的文体而独立繁荣过。它只能依附于其他文体而“边缘性”地存在。 在作为中国现代新诗之伟大起点的初期白话诗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依附于诗歌的寓言或“准寓言”。只要按寓言的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有故事情节，第二是有比喻寄托）来衡量，则我们虽不敢像庄子那样自称“寓言十九”，至少也可称“寓言十五”或“寓言十六”。有的差不多是严格意义上的“寓言诗”，如：寒星的《老牛》、周无的《黄蜂儿》。更多的则是在结构方式或说理比喻方式上与寓言有很多相似之处，足以称为“寓言体”或者说“具有‘寓言化’倾向”。也就是说，在初期白话诗中，寓言是最主要的一种话语形态，其数量、比重之大，远胜单纯叙事或抒情的白话新诗。 当然，这里所谓的初期白话诗是有着较为特定的所指的。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曾指出：“‘五四运动’以前，在白话诗方面尽了开辟先锋的责任的，除胡适之而外，有周作人、沈尹默、刘复、俞平伯、康白情诸位。”[④]孙玉石也明确提出：“在胡适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格调近似的新诗作者，后来的批评家称这个诗人群体的创作为‘初期白话诗’”[⑤]。我在本文中论及的初期白话诗也大致限于这个范围。引证的主要诗歌作品，大都取自于当时刊发初期白话诗的《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杂志。这与其说是对特定概念的历史因由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诗歌事实的尊重。因为一个异常明显的事实是，新诗的发展在紧接“初期白话诗”之后的郭沫若的抒情诗歌，“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歌，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阶段，寓言体的比重就明显降低。 初略统计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在第二编中，寓言体就占了绝大多数，《老鸦》、《关不住了》、《一颗星儿》、《权威》、《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心》都足可称寓言体的白话新诗。在第一部新诗选集《分类白话诗选》“写实类”和“写意类”的白话诗中，新诗寓言体占绝大多数，而在其他几类中则成零星分布状。我们不妨对寓言体的或带有寓言化倾向的初期白话新诗作点归类和分析。 第一类可称之为“借助字面上描写的人物与情节，指代或讽喻历史人物与事件”。[⑥]茅盾曾言及“初期白话诗中有很多‘历史文件’性质的作品”[⑦]，并举周作人的《偶成》、俞平伯的《他们又来了》为例。虽然，这几首诗是“‘五四运动’里‘六三运动’的一段写实”，却谈不上言此而意彼，带有比喻性的寓意，不能作寓言看。但以寓言体出现，而又具有“历史文件”性质的白话诗却不在少数。以新诗的最早尝试者胡适的诗为例，《乐观》在1919年9月29日的《星期评论》首次发表时，曾在题下以括号言明“答谢季陶先生的《可怜的他》和玄庐先生的《光》”。在收入《尝试集》时则加引言，直接道明写诗的意图是“《每周评论》于八月三十日被查禁，国内的报纸很多替我们抱不平的，我作这首诗谢谢他们。”诗中以大树喻指《每周评论》，恶势力的代表“他”因为大树的挡路而砍倒大树，“掘去树根”，“他觉得很平安了”。然而，大树“还有许多种子”，悄悄长出，“过了许多年／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那斫树的人哪里去了？”其中的“言在此，意在彼”的比喻性寓意是相当明显的，我们还不难体会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胡适在五四初期乐观理想积极向上的精神。 《一颗遭劫的星》也在诗前引言中说明此诗是为北京国民公报被封、主笔被捕之事而作的。诗歌以“热极了”来比喻社会氛围，以“好容易一颗大大的黑云出来”比喻新思想的传播，以乌云指代阻遏新思想的守旧势力，“忽然一大块黑云／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那块云越积越大，那颗星再也冲不出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顺便提一下，胡适仿佛特别喜欢用“星星”托物寓意。这在其他几首诗歌，如：《一颗星儿》、《晨星篇》中均有表现。渺小而明亮的星星似乎符合胡适作为一个信奉杜威“实用哲学”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良”、“渐变”的心态：“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努力造几颗小晨星／虽没有多大的光明／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晨星篇》）
